核扩散难以阻挡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十五日宣布成功地进行了第二次地下核试验。据韩国监测，在接近中朝边境的咸镜北道吉州地区，发生了人为地震，震级在4.5到4.7级。如果真是核爆炸，威力约相当一两万吨黄色炸药。美方认为还得收集到空气样品中有无放射性物质，才能最后证明是否核爆炸。

朝鲜曾于2006年10月9日在同一地点进行过一次核试验。西方认为是一次失败，或者是部分失败的试验。25日的试验威力要大得多。毫无疑问，朝鲜已经成为核国家。它积累的武器级钸还可以制造若干枚核弹。至于朝鲜是否有能力把核弹头小型化，装在导弹上发射，猜测不一。

朝鲜第二次核试验遭到国际社会，包括中俄两国在内的强烈谴责。中国要求朝鲜信守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诺言，回到六方会谈的轨道上来。美国总统奥巴马誓言要对朝鲜悍然违背国际法，采取行动。甚么行动？炸毁朝鲜核设施？恐怕不大可能。不存在军事选项。制裁？可供选择的制裁手段并不多。除非中国愿意停止供应朝鲜石油和粮食。看来也不大现实。中国不想加剧紧张局势。

其实人们最担心的不是朝鲜会向美国或其盟国发射核导弹，而是朝鲜可能把核武器或者核材料在黑市上出售。安理会曾在2006年通过决议，授权美国和其他国家拦截和搜查进出朝鲜的船只。但是这类似战争行动，从未实行过。如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赖斯和日本首相麻生太郎都宣称要拦截检查进出朝鲜的船只。韩国也宣布要参加美国倡导的“扩散安全主动”（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 已经有九十五国参加，中国印度都没有参加）。朝鲜宣称如果韩国拦截搜查朝鲜船只，那就是宣战。接着又公然宣布朝鲜不再受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的约束，从而大大升高了紧张局势。面对如此疯狂的战争叫嚣，美日韩果真不担心拦截搜查朝鲜船只会引发军事冲突吗？

朝鮮在核试验的同时，试射了六枚短程导弹，对韩国和日本构成最大的威胁。奥巴马声称美国毫不含糊地承诺保护这两个国家。

朝鲜为甚么此时此刻进行核试验？西方媒体纷纷揣测。最初的反应是平壤希望引起美国和西方的注意，以便取得让步。毫无疑问，闭关孤立的朝鲜希望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同西方建立和发展关系。

但是西方媒体更强调朝鲜的政局。金正日去年八月心脏病发作。虽然看来目前仍然主政，但显得憔悴衰老。西方媒体认为金正日希望传位给他的幼子金正云（一说传给二子金正哲），实现金氏家族第三代统治。为此，他要讨好军方，稳住局势。

所有这些猜测唯独不提朝鲜发展核威慑是为了自卫。我们并不赞成在中俄美日四大国力量交汇的东北亚战略要地，朝鲜发展核武装。但是朝鲜有权保卫国家安全。始则布什把朝鲜定性为“邪恶轴心”之一员，另两国是伊朗和伊拉克。他悍然入侵并且占领了伊拉克，严重威胁伊朗，说甚么一切选项，包括动武，都在桌面上。受到威胁的国家没有权利自卫吗？ 威胁不仅来自美国，更有她的盟国日本和韩国。李明博上台以后，一反金大中和卢武铉的“阳光政策”，推行强硬路线。

所有企图孤立朝鲜的政策都是错误的。唯一正确的是保证朝鲜的安全，促使她回到六方会谈的轨道，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这就要求中国，还有俄罗斯，发挥主导作用。

至于伊朗，她声称浓缩铀为的是和平利用核能。美国和西方坚持她是要发展核武器。其实在美以的严重威胁下，伊朗完全有理由发展核威慑力量。以色列军事历史家马丁.凡. 克列威尔德（Martin van Creveld）说，伊朗如果不发展针对美国的核威慑，就是蠢得发疯了。

人们要问：为甚么以色列可以拥有一百五十到二百枚核弹，却不让伊朗发展核武器？以色列声称伊朗总统阿赫迈德内贾德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刚上任的以色列新总理极右派内坦亚胡说，伊朗政权是一个“救世启示教派”。法瑞德.扎卡里亚在最新一期《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说，美国人对伊朗的认识全都是错误的，至少事情要复杂得多。他说，伊朗人并不想自杀。他们精于算计，在阿富汗曾经跟美国合作，对付塔利班。倒是内坦亚胡的一名顾问说起伊朗时，引用圣经中所说阿玛列克人是犹太人的敌人。所以要把阿玛列克人全都杀光，男人，女人，婴儿，吃奶的，牛，羊，骆驼，驴，一个不留。到底谁是“救世启示教派”。引圣经要杀光阿玛列克人的正是犹太人自己！

扎卡里亚还说，伊朗人说不想发展核武器，有可能是真的。因为无论是霍梅尼或者现在的最高精神领袖哈门内伊都说，核武器不道德，不符合伊斯兰教义。

我们一再说过，核国家自己拥有核武器，不许无核国家发展核武器，根本行不通。受到严重武力威胁的国家，不发展自己的核威慑力量才是蠢得发疯。

要实现核不扩散，核国家首先要自己削减乃至解除核武装，至少不要以武力威胁无核国家。

奥巴马啊，奥巴马！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莫琳.道德说，（前副总统）切尼又抢得了第三任。这位名声在世界最低吐鲁番盆地里的政客一反过去躲在安全地堡里，极少出面，背地里操纵的作风，一再高姿态出面，抨击奥巴马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对恐怖主义手软。

奥巴马果然举起了双手。他在将军们的压力和国会共和党人的攻击之下，不顾两个联邦法院的命令，公然反悔，拒绝发表美国在海外监狱虐囚的约一千张没有发表过的照片。“理由”是公布照片将引起“仇恨”，危害在前线英勇作战美国军人的安全。他还重复布什的论点，声称“发表照片不会增进我们对过去少数个人干的事情的了解。”不对！不是“少数个人”，而是普遍的，系统性的问题，根源是布什政府最高层的决策。

切尼拼命为酷刑辩护。奥巴马却以向前看的名义，反对对酷刑及其决策人进行调查。西班牙法官维拉思科和嘎尔松要追究“布什六人”搞酷刑的法律责任。所谓的“布什六人”指的是力主酷刑的前司法部长冈萨雷斯，切尼的法律顾问，后来的幕僚长爱丁顿，司法部法律顾问处主任拜比，酷刑备忘录的主要撰写人余约翰，国防部第三把手费斯和拉姆斯菲尔德的法律总顾问海因斯。（最新资料表明赖斯也涉案不浅）。其法律根据是西班牙法律允许刑事法院调查施行酷刑等国际犯罪案件。为此，西班牙议会提出要修改法律，使之只适用于西班牙国民以及在西班牙国土上发生的犯罪行为。西班牙法官要多管闲事。公众要求调查，奥巴马却不想过问。

布什-切尼对“基地”嫌犯施酷刑，主要不是为了保护美国本土不受袭击；而是为了找到萨达姆涉九。一一的“证据”以便发动伊拉克战争。他们对伊班.沙赫.利比施酷刑，利比供称萨达姆训练“基地”人员使用化学武器。制造了美国发动伊战的接口。但是美国占领军缴获六百万份复兴社会党文件，证明利比的的供词是子虚乌有。酷刑之无效，甚至取得假情报，有太多的证据。

奥巴马还要恢复他在竞选时一再反对过的布什在关塔纳摩的“私刑”军事法庭。为之涂脂抹粉，做一点“保护”被告的表面文章，诸如禁止使用酷刑逼供得到的供词；严格限制道听途说证据，扩大被告寻求法律顾问的权利，等等。他甚至要国会立法建立新的秘密国家安全法院系统，在美国本土无限期关押嫌犯，不予审判，搞所谓的“预防性关押”。

这是典型的奥巴马：在边缘上搞一些装饰性的改革，不改本质，甚至变本加厉。

连他答应年内关闭关塔纳摩监狱的主张也成了问题。参院民主党人，拒绝为关闭关塔纳摩监狱提供八千万美元经费，除非奥巴马做出令人满意的转移该地囚犯的计划。他们提出另一条修正案要求对每一个在押犯做出“威胁估计”。就在此时，《纽约时报》透露五角大楼报告，说从关塔纳摩转移到海外的嫌犯有七十四人回到恐怖或好战活动，即再犯率百分之十四，每七人当中就有一人再犯。透露这个信息显然为的是反对关闭关塔纳摩监狱。但是美国普通监犯的再犯率要高得多，达百分之六十八。

除此之外，奥巴马还继承了在海外绑架嫌犯，送到第三国监狱审讯的政策。只不过声称不会施酷刑。谁能够保证？
他还为布什-切尼利用国家安全署无证窃听计划辩护，并且以“主权豁免”为名，保证有关官员不受检控。

有人说：看来，奥巴马正在演变成为又一个切尼。似乎有点过分。但是切尼正在指挥他的行动，至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有人说，奥巴马上任后，头三脚踢得不错，反布什之道而行之。这是只看表象，不看实质的肤浅之见。他没有反布什之道，而是在安全政策上继承和发展了布什之道。布什犹豫不决的向阿富汗增兵计划，奥巴马也干了。不但此也，他还听信盖茨和军方的意见，中途换马，任命前“联合特种作战指挥部”司令麦克里斯朵尔出任阿富汗总指挥。

“联合特种作战指挥部”（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JSOC）是个高度保密的单位，专门以“高价值目标”为对象，搞谋杀行动的机构。它不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报告，也不向国防部长盖茨报告，只向切尼办公室报告。切尼说，九.一一以后，美国要搞阴暗的勾当（’work the dark side’）。JSOC就是搞这种勾当的重要工具。

专门爆内幕的著名调查记者西摩.贺施写道：JSOC的人到外国“不同美国大使联系，也不同中情局站长联系。专找名单上的谋杀对象，把他（她）干掉才离开。这是以我们的名义干的勾当，一直在进行。”从中东到中美洲。选择谋杀对象的标准是此人是否在从事或者策划“反美行动”。

麦克里斯朵尔在主持巴格达城外“纳马营”时，以残暴闻名。对囚犯殴打，人格侮辱，乃至谋杀。无恶不作。禁止酷刑的奥巴马，如今任命专干这一行的麦克里斯朵尔主持他的反恐主战场。调查纳马营虐囚事件的“人权观察”调查员马克.嘎拉思科担心参院通过麦克里斯朵尔的任命有困难。请放心。生怕共和党人指责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软弱的民主党人，肯定会通过任命。

嘎拉思科自己说，麦克里斯朵尔是彼得雷乌斯式的人物，代表反起义作战的“新思维”。所以很称职。批评麦克里斯朵尔的人被指为“扶手椅道德家”。为了国家安全，哪里顾得到道德不道德！

奥巴马没有从阿富汗脱身的计划。无休止的长期战争必然践踏美国宪法，违背美国价值，不利美国经济，更不利美国的国际声誉。

奥巴马的战争

巴基斯坦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那里的形势“危殆”，美国主流媒体如是说。奥巴马总统宣称：“我们要尊重他们（巴基斯坦）的主权。但是我们也认识到我们有极大的战略利益，极大的国家安全利益，需要肯定巴基斯坦是稳定的，而且结局不会是一个核武装的好战国家。”

奥巴马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总统扎达里和卡尔赛召到白宫。要他们全力以赴，消灭“基地”和塔利班。这是宗主国对藩属的关系。美国可以对名义上的主权国家发号施令，要它们做这个，做那个。这倒不是奥巴马的发明。美国历来自命世界的主宰。

其实奥巴马政府早就加强了它的秘密空中战争和特种部队突袭。打死的大多是无辜老百姓。五月四日下午，美国空军袭击阿富汗法拉省两个村庄格拉奈和施万，炸死一百多平民。省长阿明向阿富汗议会报告说，平民死亡一百三十人。后来有限新闻网记者阿曼普尔报道，村民掩埋了一百四十二具尸体。美军像往常一样，先是抵赖，接着又巫指是塔利班用手榴弹炸死平民，嫁祸美军飞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亲眼目睹房屋被炸毁，尸体数十具。死者包括阿富汗红新月会志愿者和他的亲属十三人。目击者说，美机来轰炸时，塔利班早已撤离。当地民众示威，要求美军撤走。最终国务卿喜莱利表示对平民死伤，感到十分抱歉。不过防长盖茨说：“利用平民伤亡是塔利班战略的基本部份。”

大规模屠杀平民这不是第一次。去年八月二十二日，美机空袭赫拉特省阿齐扎巴德一个疑是塔利班大院，炸死九十多平民。美军照例先是抵赖，后来承认炸死三十名老百姓，包括妇女儿童在内。联合国调查证实有约九十名平民死亡。据人权观察报告，美国空袭造成阿富汗平民死亡人数从2006年到2007年增加了三倍。联合国说，去年平民死亡人数超过二千。那都是布什政府的杰作。奥巴马上台后，空袭变本加厉。格拉奈和施万一役，创造了平民死亡新记录。他拿巴基斯坦核武落入“极端分子”手里吓唬人，跟赖斯拿蘑菇云吓唬人如出一辙。人们说，他已经接过布什“恐惧贩子总司令”的称号。他继承并且扩大了布什的战争，如今完全拥有了阿富汗战争。

他的国务卿喜莱利比他还要危言耸听，她说，巴基斯坦形势“对我国和世界的安全构成致命的威胁。”要征服一亿七千万人口，拥有强大军队的巴基斯坦，区区数千名并不得人心的塔利班有那么大的能量吗？

巴基斯坦政府在美国压力下，由总理吉拉尼出面誓言要消灭塔利班。巴军向斯瓦特山谷，迪尔山谷和布奈尔展开猛攻。一百三十万难民（巴政府数字）逃离交战地区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塔利班指责政府出卖给了美国。话虽然难听，却并不非毫无根据。

2004年以来，巴军多次进攻西北边境部族地区的塔利班。其结果是塔利班反而壮大起来。巴军的训练和装备为的是跟印度打常规战争。不适应反起义战争的需要。但是战斗不力只是原因之一。巴军和情报部门长期以来是支持塔利班的后台。目前军中和情报部门仍然有塔利班的同情者。扎达里其实是个很弱的总统，民众支持率低，只有百分之十九。而且历来是军方主导安全政策。军队参谋长阿什法克.卡亚尼不止一次否决扎达里的决策。尽管卡亚尼本人也同美国保持着亲密关系，并且一再表示没有政治野心。但是他不能不考虑军队，情报部门和民众的意愿（民意调查表明，人们主要关切的是经济，不是甚么恐怖分子。有八成民众认为国家方向错误。）这次卡亚尼没有参加白宫会谈。美国是否能够完全控制此人，还得等着瞧。

无论如何，巴国民众反美情绪高涨。特别是奥巴马下令加紧使用无人驾驶飞机进行谋杀式攻击以来，一共打死“基地”领导人物十四人。与此同时打死七百无辜老百姓，并且迫使数十万人逃离家园。此仇不共戴天。这是塔利班反而比过去壮大的重要原因。卡尔赛要求美国停止空袭，美国答称，打仗不能綑住手脚。顺便说一句，CBS“六十分钟”节目最近专题吹嘘无人驾驶飞机的威力。美国大量使用这种飞机，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得不偿失。

因为阿富汗战局不利，美国中途换马，撤掉了装甲部队背景的麦基尔南，换上前联合特种作战指挥部司令麦克里斯朵尔中将。这是杜鲁门撤掉麦克阿瑟以来，美国第一次在战争中途换马。麦克里斯朵尔依靠情报和火力突袭，指挥部队抓获了萨达姆；炸死了“美索不达米亚基地”头头扎卡维。所谓的富创意性的“新战法”，其实不新，就是在伊拉克实行过的“清剿，占领和建设”（clear, hold and build）。麦克里斯朵儿之所以被起用，是因为他早就主张协调特种部队和中情局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两边的秘密行动。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战场视为一体，正符合奥巴马的“Af-Pak新战略。”说服布什去年下令美军突击队越过阿富汗边界，袭击塔利班在巴基斯坦庇护所的就是麦克里斯朵尔。甚么尊重巴基斯坦主权！美国历来没有尊重过受援国的主权。何况巴基斯坦拿了百多亿美元援款！据说“新战法”还包括保护民众。但是特种部队突袭正是造成平民死伤的重要原因。

奥巴马和他的国安顾问们真的不懂得人心向背的道理吗？他在七日宣称：“美国已经做出持久承诺要打败这个地区的‘基地’，并且支持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民主选举出来的主权政府。承诺不会动摇。支持将持久不变。”他这麽说是因为苏联被赶出阿富汗以后，美国就对巴基斯坦不闻不问。他的这个宣示说明他继承了布什的“反恐战争”那一套，要打一场劳民伤财自我孤立的无休止长期战争。这一切有很强的新保守主义味道。甚么“变革”？万变不离其宗！

旅美三十年 --回忆片段（六）

在主流媒体发表言论

赵景伦

尼曼计划结业以后，我就向主流媒体言论版投稿。较早见报的是关于毛泽东的一篇，刊登在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洛杉矶时报》言论版上。我说，毛是人，不是神。但是即使把他的形象缩小，他仍然是个巨人。原文的题目是：“Mao Is Cut Down to the Size of a Giant”。我写道：”不论他犯了多少错误，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肯定的。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他是民族英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诗人和书法家。”

这个观点在九天前，八一年七月十五日见报的《纽约时报》“读者来信版”我的一封信（“The Diminished Mao Is Still a Giant”）里，已经相当详细地表述了。后来我给《费城问询报》投稿。言论版编辑问我，还发表过甚么文章。我把《洛杉矶时报》那篇给他看。他很欣赏。但又不便转载。就让我改头换面，换了个题目“Mao Tse-tung may be dead but Maoism isn’t”, 八一年八月三十日见报。

同一内容文章先后在三份大报见报。当时在“美国之音”工作的老朋友徐元约对我说：美国乃至西方媒体对毛的评价以负面的为多，有的把他跟斯大林，希特勒相提并论，把他妖魔化了。我那篇正面评价的文章很少见，所以引人注意。“美国之音”内部也议论纷纷。其实，那也是我写那篇文章的原因。短文不可能全面评价。我认为毛也有悲剧性的一面。

《纽约时报》为记者包德甫派驻北京召开记者会，由当时任执行总编辑的Ab Rosenthal 亲自主持。那是我同他见面唯一的一次。我把一篇“论中国的改革”寄给时报评论版。不久，Rosenthal 亲自给我回信，表示愿意采用。但是需要做些修改。以后由言论版编辑出面同我联系。局部小修改两三次后，时报给我发来一张片子说，准备近期刊登那篇文章。如果我出门旅行，请留下联系办法。那篇文章于八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见报，位置显著，并由该报艺术家配了一条巨龙画面。

见报当天，费正清来电话祝贺。台湾行政院新闻局驻美办事处主任，尼曼学长江德成也打来电话，称赞文章“文笔优美”。

后来，时报又刊登了我十来篇信件。六四风波以后，就再也没有登过我的作品。不过同时报打交道，它的言论版和来信版编辑作风严谨。不任意改动来稿，而总是跟作者商量，征得同意。对于来信，总是来电话核对是否真是作者所写，并且通知见报的大略时间。

不过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合办的《国际先驱论坛报》(2002年 时报买了《华盛顿邮报》拥有的那一半股权。成为时报公司独家拥有的报纸。)后来刊登了我另一篇关于中国改革的文章。“对外关系理事会”的朋友罗兰.布什纳（以后还要提到他）特地给我从巴黎寄了一份剪报来。

我住在剑桥四年。给《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写的文章比较多。

八一年七月八日见《箴言报》的“中美关系—一个中国人的看法”（Sino-American Ties: a Chinese view）也许是我在美国主流媒体言论版上发表最早的一篇评论。开宗明义，我写道，“就在里根总统把共产主义说成‘一个脱离常轨现象’ 的当天，他的国务卿宣布有可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售武器。谁也不会争论（里根）政府提升美中关系的逻辑。需要驯服北极熊。但是中美关系的基础不应仅限于战略利益。”

八二年下半年，美国舆论界出现一批集中攻击中国的言论：Harper’s 月刊说中国“臭不可闻”（stinks）; 保守派大佬威廉.巴克雷说中国的制度“丑恶可憎，具压迫性“（odious and repressive）; 众议员约翰. 勒布悌里埃引用索尔仁尼琴的话说，中国人比斯大林治下的俄国人还要糟。《纽约时报》的包德甫把中国描绘成邪恶的警察国家。

对此，我写了一篇《挑剔中国（成为）新的时髦》（Picking on China—a new fashion）刊登在《箴言报》八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言论版上。我写道：“中国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美国占世界产值四分之一。两国联手可以成为世界事务中最积极的因素。”“两国的共同利益具压倒性，而且不仅在战略方面。尽管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两国人民在气质上却很接近。有时甚至彼此互相迷恋。”

八三年，美国给十九岁的女网球手胡娜政治庇护。中国方面反应强烈，有人出来喊话，要胡娜返回祖国。我写了一篇“胡娜事件的教训”（The Hu Na case—some lessons to be learned）刊登在《箴言报》八三年五月十日言论版上。双方都有点小题大作，把事情弄僵了。胡娜不想回国，给她个学生签证就行了，不必搞政治庇护。中国方面也没有必要出来喊话。

八五年一月十三日《费城问询报》言论版刊登了我的“中国回顾文化革命”（China looks back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其实题目是《问询报》安的。讲的并不是回顾文化革命，而是改革开放正在改变人们的观念：反对教条主义，主张研究新问题，得出新结论。

八九年六四风波以后，再想在美国主流媒体发表言论就难了。我想方设法开辟新园地。找到了《迈阿密先驱报》（The Miami Herald）。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前夕，我写了一篇“别担心—香港会更好”（Calm Down—Hong Kong will be OK）, 发表在《先驱报》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言论版上。



1998年底，美国众院发表以加州众议员考克斯（Rep. Chris Cox-R-Calif）为首的委员会报告，诬指中国“盗窃美国核机密”。《纽约时报》为此发表社论。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我在《先驱报》1999年三月二十三日“其他观点”版（Other Views, 即不同意见）上发表文章“U.S.’s Chinese Scapegoat”,予以反驳：指控提不出任何证据。中国完全有能力自己设计出微型化的核弹头。即使是“其他意见”也行，能见报就好。

对于《纽约时报》对中国的大量负面报道，我写了一篇长文“American Media’s War on China”在加州《亚洲周刊》（Asia Week, April 11, 1997）上发表。后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讨论媒体与美中关系的会议上，用做参考文件。

为主流媒体言论版写评论，当然利用了我多年作为《北京周报》编辑的经验。但是抛弃陈词滥调，套话，空话，排除一切顾虑，放开手写。摆事实，讲道理，还远远不够。要针对读者可能存在的成见，有的放矢。更要讲究文字。俏皮而不庸俗。简短有力，切忌重复。用强动词比堆砌形容词有力量得多。学写专栏，可以参考《纽约时报》Maureen Dowd 的作品。词汇极为丰富生动。

除在主流媒体发表文章之外，还上主流电视，发表言论。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起，里根访华六天。他是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以后，第一位美国总统访问北京。随行记者六百人。在关键性的台湾问题上，双方没有取得进展。五月一日，里根回到安克雷奇。ABC 请我去参加特德. 卡波儿（Ted Koppel）的“夜线”节目。（推荐人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白莉娟，我们叫她“小白”。现在是委员会副总裁）。晚十点多，ABC 派一辆大轿车来接我到ABC 新闻部。有人来接我跟司机到一间小起居室，摆着一桌小吃，虾，水果，面包等等。司机Jorge 是西语裔，很热心。用1000度快片拍了许多照。然后到隔壁化妆，不过上点粉，免得脸上闪光。

先上楼去拍一张预告像。到十一点二十，戴上耳机和Ted 开始通话。我说我是法拉奇的朋友，要反过来采访Koppel。他很滑。根本不答应任何事情。参加当晚节目的中国问题专家欧迈格（Michael Oksenberg）和 ABC 记者 Sam Donaldson 都接着我的话，说要采访Koppel。据说，当天还请了宋楚瑜参加节目。当时宋好像是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的负责人。他特别打越洋电话到哈佛尼曼基金会找到来自台湾的尼曼学者（据说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来头不小），问我的背景。答复是一个来自大陆的普通人。没有政府背景。宋楚瑜终于拒绝了邀请，没有来。才临时请了欧迈格。

Koppel 的第一个问题是中美有无共同战略利益。当然有。接着又问中方删节里很讲话的问题。谈到台湾问题时，我说需要时间。也许香港回归，做出榜样，会有帮助。我乘机说，美国人应该容易理解中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切。你们为了防止分裂，维护国家统一，打了一场异常惨烈的南北战争，死了六十多万人。

后来听说反应不错。可是回顾起来，我说的英文不如写的流畅，漂亮。写文章可以字斟句酌。上电视，没有时间讲究修辞。说到底，是舌头有点硬。

六四风波，公共电视PBS的 McNeil-Lehrer News Hour (后来 老麦退出。只剩下雷尔)请我去参加节目。我写文章，谈话，一般预测准确。但是那次我说：李鹏似乎在掌舵（in the driver seat）。也许长不了。却是说错了。不得人心者，不一定就得下台。

“美国之音”中文部经常请我去做评论。特别是1992和1996年两次大选，请我去通宵追踪评论选情。跟普林斯登的民运之友林培瑞唱对台戏。八二年大选揭晓，中文部主任（美国人。中国人只能当副主任）问我谁会出任克林顿的国务卿。我说 Warren Christopher. 他不大相信。还是我说对了。关于美国政治，都在我的舌头和指头尖上。

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只给香港《信报》写个专栏。断断续续写些回忆录。仅此而已。

森马斯，盖特纳和华尔街

我们曾经说过，财长盖特纳和华尔街穿一条裤子。也许还应该进一步说他是华尔街口袋里的人物。这个头衔还应该加给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森马斯。他们都是为华尔街金融巨头谋利益，而牺牲纳税人利益的人物。 夸大吗？且看事实。

用危机制造者来处理危机

森马斯何许人也？奥巴马说：“由于发生了金融危机，悌姆（盖特纳）和赖瑞（森马斯）熟悉金融危机是个优点。因为我需要能够立即开始工作，并且能够处理一些非常大非常困难的经济问题。坦白地说，名单非常短。”意思是说，只有盖特纳和森马斯合格。

这两个人的确熟悉金融业。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华尔街大亨口袋里的人物。且看他们如何处理重大经济问题。先说近期背景。

四月三日，白宫公布了森马斯的个人财务公开表格。森马斯去年从对冲基金D.E. Shaw(《财富》杂志称之为“华尔街上最迷惑人，最神秘的力量) 获得报酬五百二十万美元。他到一些遇到财务困难的华尔街公司以及其他组织演讲，共得到演讲费二百七十万美元。2008年，森马斯做了有报酬的演讲四十次，包括：高盛，报酬 135，000美元；JP摩根， 67，500美元；花旗集团， 45，000美元。他到大学演讲，报酬要低得多，例如耶鲁，只给了他一万美元。大学哪里比得上华尔街！

值得注意的是时间。华尔街早就料到森马斯将出任奥巴马政府重要职务。就在奥巴马胜选前八天，美林公司（现已卖给美国银行）请他演讲，付给他演讲费四万五千美元。高盛今天当然不能公开付大笔钱给森马斯。但是几个月前，一次演讲费十三万五千美元，看起来太像是“预付贿赂”。

封杀监管金融衍生物建议

更重要的是九十年代，由当时的联储会主席格老带头，克林顿政府财长，前高盛首席执行长鲁宾和他的副手森马斯联手封杀了“商品与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负责人布鲁克斯莱.伯恩提出的监管金融衍生物市场，特别是信用违约互换，的提案。正是金融衍生物导致了这场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四月三日晚，前里根时代储蓄与贷款监管人，现密苏里大学教授比尔. 布莱克在比尔.莫耶斯的公共电视节目上说：“九十年代，伯恩（监管金融衍生物）的建议引起克林顿政府的其他监管人员，国会议员和游说客们出自肺腑的反对。因为书写主要场外交易衍生物合约的十几家大银行认为伯恩建议威胁它们的重要利润来源。格林斯潘和他的智库认为不需要改变现状。他们声称加强监管会引起全球市场混乱。

伯恩本人说她曾接到当时任副财长的森马斯的电话，抱怨她的建议，并且说他受到金融业游说客的责难和压力。九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总统工作组在财政部开会，伯恩和其他监管人员也参加了会议。格老和鲁宾竭力企图改变伯恩的想法。伯恩说，财长（鲁宾）对她说“CFTC没有管辖权，因而不可能采用她的建议。”但是她仍然在五月七日正式提出监管建议。几个小时以后，格林斯潘，鲁宾和列维特（当时的证券与交易委员会主席）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伯恩和CFTC，对她的提案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 表示严重的关切。他们联合国会（当然是在金融业资助之下）通过立法，禁止CFTC 监管金融衍生物。他们是种下今天全球金融危机祸根的罪魁祸首。

猜猜今天谁主管CFTC? 奥巴马任命的是前高盛主管Gary Gensler。奇怪吗？一点也不。鲁宾，森马斯和Gensler 从金融界进入政府，再转回金融界赚大钱。所以说华尔街就是政府，反之亦然，并不夸大。

盖特纳分享华尔街的哲学和世界观

还得说说盖特纳。《纽约时报》四月二十七日发表头版转内页两整版的长篇报道，标题是“金融俱乐部的成员又是监管人”。报道说，去年六月，金融风暴正在兴起时，财长保尔森召集经济界头目开会，讨论政府应该如何使用紧急权力对付危机。当时任纽约联储行总裁的盖特纳建议国会给予总统广泛权力，担保银行系统的全部债务。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因为那可能使纳税人遭受数以万亿计美元的损失。

盖特纳出任财长以后，人们普遍认为以他为主设计的金融业脱困方案对于金融业过分大方，并且使纳税人吃大亏。他任纽约联储行总裁五年，跟华尔街金融大企业主管建立了非比寻常的亲密关系。作为联储行长，盖特纳依靠银行家，对冲基金经理等人估量市场状况。他经常跟花旗集团，高盛，摩根斯坦利的高级主管在四季餐馆共进午餐。他参加JP摩根大通头目，也是纽约联储行董事杰米.戴蒙的家宴。他跟他所监管的最大企业花旗集团的主管特别亲密。鲁宾其实就是他的良师益友。尽管如此，他并未及时发现花旗和其他大金融机构正面临垮台危机。

其实，花旗集团，JP 摩根大通和雷曼兄弟的首席都是纽约联储行的董事。所以人们说纽联储常常是华尔街的喉舌，而不是警察。

早在2007年，盖特纳就提出允许银行降低储备。当危机袭击时，银行无力抵御，因为它们的财务铺垫过于单薄，无法在巨额亏损的情况下，得到保护。

在设计脱困计划方面，他反对为了保护纳税人向银行收费。他的脱困计划使得联储会手里的不良证券数额过于庞大。为了管理那些证券，他不经投标，就给跟纽约联储行关系极深的黑石集团三份合约。

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勒说，盖特纳的行动说明他分享华尔街的哲学和世界观。那种精神状态就是认为对华尔街有利的就对美国有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设计的脱困计划，就是给华尔街许多钱，使纳税人担负不必要的风险。

我们前面提到盖特纳早就主张政府担保银行全部债务。他出任财长以后，更竭力要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担保银行控股公司发行的全部债券。他的主张已经实现。目前政府担保银行债务三千四百亿美元。这就使得银行发行债券成本很低。

今天，一些大银行又神气了起来。人们认为处境困难的大银行居然报出利润（尽管耍了许多会计花招）。高盛和JP 摩根大通宣称它们要归还政府给他们的抒困钱，以便摆脱政府关于高级主管报酬的约束以及其它约束。

前面提到，参加莫耶斯节目的布莱克教授说，盖特纳要纳税人拿出两万亿美元帮助银行脱困。然而即将发表的所谓的十九家大银行“压力测验”结果说，虽然有些银行需要增资，但是不需要纳税人拿出更多抒困钱。例如，最困难的花旗集团跟政府协商，把政府的优先股转成普通股之后，只需再增资五十至一百亿美元。花旗控股公司可以变卖资产加以弥补，不需要政府增加抒困钱。美国银行需要增加三百三十九亿美元铺垫，只需把已经拿纳税人的四百五十亿美元转成普通股就足够了。

另外，“压力测验”结果表明，纽约梅隆银行，高盛和JP摩根大通状况良好。可以归还纳税人抒困钱。条件是它们不需FDIC 担保，就能够发行债券。梅隆已经在无FDIC 担保的情况下，卖了十五亿美元债券；摩根大通卖了三十亿美元债券；高盛早在一月间，就卖了二十亿美元债券。都没有FDIC 担保。

既然如此，为甚么盖特纳还要纳税人拿出二万亿脱困款？据国际货币基金报告，美国的各银行在今后两年内，还将有一万亿美元的亏损。亏损最终究竟有多麽大，谁也说不清楚。

最近访问了奥巴马的《纽约时报》经济专栏作者戴维.雷昂哈德在另一篇专栏中说，他问奥巴马，森马斯和盖特纳对华尔街言听计从，为甚么总统还重用他们？但是上周末时报杂志发表访谈录时，他并没有明确提出那样尖锐的问题。只是说总统的内圈由鲁宾的门徒们所主导。奥巴马的解释，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他们二人在极短的名单上。因为他们熟悉金融业。

金融业确实俘虏了政府。

酷刑备忘录

中情局虐囚，用酷刑对嫌犯（主要是“基地”嫌犯。但并不限于“基地”）逼供。早已不是新闻。本栏也曾多次议论过。但是最近奥巴马政府发表由布什司法部法律顾问处书写的四份酷刑备忘录，详细记录了可以允许使用的多种酷刑，以及可以使用的“法律根据”，不但令人震惊，大开眼界，也引起了新的争论。

布什一再宣称“美国不用酷刑”。这个谎言早就没有人相信。酷刑玷污了美国的声誉，在道德上把美国降低到恐怖分子的水平，受到西方盟国的广泛谴责，并且使得惯用酷刑，施行暴政的权威主义国家为自己辩护，振振有词。贻害无穷。

对于违背美国国内法，违背“联合国反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有辱人格的待遇和惩罚公约”，危害无穷的罪行，居然以前副总统切尼为首的共和党右派和以《华尔街日报》，“福斯电视”和“若施林宝脱口秀”广播节目为代表的右翼媒体群起为酷刑辩护，攻击奥巴马政府公布酷刑备忘录，“削弱了美国的安全，给敌人可乘之机”，等等，荒谬绝伦的反击论调。

绰号Darth Vader （“星战”中主要反派人物）的切尼在“福斯新闻”上说，“（那些“强化审讯”方法）行之有效。使我国享有七年平安”。前后四任中情局长也都这麽说。布什政府最后两年中情局长麦克.黑登声称，他们从囚犯那里取得最大限度的情报。他特别提到（“基地“分子）阿布.祖贝达和九。一一主要策划人哈立德.谢克.穆罕默德。

果真如此吗？用酷刑waterboarding(把裸体囚犯蒙头浇水，模拟溺毙。公认的违法酷刑，从西班牙审讯异端的宗教法庭起，暴政惯用的刑罚。二战后，美国曾把它当作战争罪，予以审判。)审判阿布.祖贝达，获得大量情报之说，始于2007年十二月十日。曾经参与捕获祖贝达的前中情局干员约翰.卡利亚寇在ABC新闻节目上说，对祖贝达施用水刑，三十到三十五秒钟，就使得祖贝达开始合作。从那时起，他回答了每一个问题。但是卡利亚寇并无第一手资料。对祖贝达用刑是在中情局在泰国的“黑狱”进行的。当时，他在弗吉尼亚北部的CIA总部，并不在现场。据新解密的司法部备忘录，对祖贝达用水刑起码八十三次。并非一次解决问题。

更重要的是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于2006年访问了祖贝达，有详细记录。祖贝达于2002年三月在巴基斯坦被抓获。最早在泰国由联调局FBI的两名干员用传统的建立“亲善关系”方法，甚至亲自照护他治疗枪伤，诱使嫌犯回答问题。在早期审讯中，祖贝达供出最重要的情报，指穆罕默德（祖贝达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穆赫塔”）是九.一一的主要策划人。

问题出在中情局把他当作“基地”第三四号人物，应该知道更多。到八月初，即祖贝达被捕後五个月，已经交代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才开始对他用水刑逼供。先是把他颈部用毛巾缠住，把他一再往墙上撞。後来他说：“我被放在一张像是医院病床上，用皮带紧紧绑住。在我脸上蒙块黑布。往布上浇水，使我不能呼吸。”请注意，司法部在2002年八月一日，才发出秘密法律意见，批准对祖贝达施用酷刑，包括waterboarding. 但是祖贝达并非“基地”高层人物。早已交代了他所知道的一切。

奥巴马政府公布的司法部酷刑备忘录由该部法律顾问处分别于2002年八月和2005年五月发布。2002年八月的备忘录把酷刑重新界定为造成肉体痛苦“相当于严重身体伤害，诸如器官衰竭，身体功能障碍，甚至死亡。”或者“造成精神痛苦，引致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严重心理伤害”。

做出这样的结论是法律顾问处律师 余约翰（译音， John Yoo，韩裔。现为加州‘柏克莱大学教授）和他的上司杰. 拜比（Jay S. Bybee, 现为终身职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联邦法官）的杰作。他们提出的理由是美国法典执行联合国反酷刑公约禁止用酷刑的条文“不准确”。

这两人还在第二个备忘录中，具体提出可行的十种刑罚，都是“陆军战地手册”所禁止的。包括侮辱性的掌嘴；把囚犯身体一再往墙上撞；要囚犯做难忍的姿势；不让睡觉；捆绑起来塞住口，放在棺材里（因祖贝达害怕昆虫，就把棺材里放进许多昆虫—切尼说“那些昆虫没有毒！”）；水刑，等等。中情局对祖贝达和穆罕默德一共施用水刑二百六十六次。

2005年五月，法律顾问处的首席副助理司法部长布莱德贝瑞（Steven G. Bradbury）又提出了三份备忘录，重复余约翰和拜比的论点：酷刑并不违背美国法典，也不违背联合国反酷刑公约。他声称“裸体，操纵食物，不让睡觉”只不过造成并不严重和短暂的“不舒服”。他说，囚犯每天能够摄入一千卡洛里，比美国的某些减肥计划还多！

布莱德贝瑞的备忘录还透露中情局秘密监狱（“黑狱”）关押囚犯总数九十四人。对其中二十八人使用过“强化审讯”方法。据《纽约时报》报道，国防部将于五月二十八日公布更多虐囚照片。那些照片将表明，对囚犯施酷刑并非脱离常轨现象，而是普遍现象，远远超过阿布格莱布的狱墙。据前国务卿鲍威尔的幕僚长劳伦斯.威克森在国会作证称，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国监狱里，有一百多囚犯死亡。军方定性至少二十七人被谋杀。这些人被踢死，闷死或淹死。美国人不仅对囚犯实行酷刑，而且任意杀人！

尽管“酷刑备忘录”透露的问题十分严重，奥巴马宣称不会对执行酷刑的中情局人员和草拟备忘录的司法部人员起诉，甚至反对成立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这是当前争论的重大问题。主张调查惩办者说，美国是个法制国家。任何人不能凌驾法律之上。反对者称，调查惩办将会造成国家大分裂。且听下回分解。

旅美三十年 --回忆片段（六）

在主流媒体发表言论

赵景伦

尼曼计划结业以后，我就向主流媒体言论版投稿。较早见报的是关于毛泽东的一篇，刊登在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洛杉矶时报》言论版上。我说，毛是人，不是神。但是即使把他的形象缩小，他仍然是个巨人。原文的题目是：“Mao Is Cut Down to the Size of a Giant”。我写道：”不论他犯了多少错误，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肯定的。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他是民族英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诗人和书法家。”

这个观点在九天前，八一年七月十五日见报的《纽约时报》“读者来信版”我的一封信（“The Diminished Mao Is Still a Giant”）里，已经相当详细地表述了。后来我给《费城问询报》投稿。言论版编辑问我，还发表过甚么文章。我把《洛杉矶时报》那篇给他看。他很欣赏。但又不便转载。就让我改头换面，换了个题目“Mao Tse-tung may be dead but Maoism isn’t”, 八一年八月三十日见报。

同一内容文章先后在三份大报见报。当时在“美国之音”工作的老朋友徐元约对我说：美国乃至西方媒体对毛的评价以负面的为多，有的把他跟斯大林，希特勒相提并论，把他妖魔化了。我那篇正面评价的文章很少见，所以引人注意。“美国之音”内部也议论纷纷。其实，那也是我写那篇文章的原因。短文不可能全面评价。我认为毛也有悲剧性的一面。

《纽约时报》为记者包德甫派驻北京召开记者会，由当时任执行总编辑的Ab Rosenthal 亲自主持。那是我同他见面唯一的一次。我把一篇“论中国的改革”寄给时报评论版。不久，Rosenthal 亲自给我回信，表示愿意采用。但是需要做些修改。以后由言论版编辑出面同我联系。局部小修改两三次后，时报给我发来一张片子说，准备近期刊登那篇文章。如果我出门旅行，请留下联系办法。那篇文章于八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见报，位置显著，并由该报艺术家配了一条巨龙画面。

见报当天，费正清来电话祝贺。台湾行政院新闻局驻美办事处主任，尼曼学长江德成也打来电话，称赞文章“文笔优美”。

后来，时报又刊登了我十来篇信件。六四风波以后，就再也没有登过我的作品。不过同时报打交道，它的言论版和来信版编辑作风严谨。不任意改动来稿，而总是跟作者商量，征得同意。对于来信，总是来电话核对是否真是作者所写，并且通知见报的大略时间。

不过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合办的《国际先驱论坛报》(2002年 时报买了《华盛顿邮报》拥有的那一半股权。成为时报公司独家拥有的报纸。)后来刊登了我另一篇关于中国改革的文章。“对外关系理事会”的朋友罗兰.布什纳（以后还要提到他）特地给我从巴黎寄了一份剪报来。

我住在剑桥四年。给《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写的文章比较多。

八一年七月八日见《箴言报》的“中美关系—一个中国人的看法”（Sino-American Ties: a Chinese view）也许是我在美国主流媒体言论版上发表最早的一篇评论。开宗明义，我写道，“就在里根总统把共产主义说成‘一个脱离常轨现象’ 的当天，他的国务卿宣布有可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售武器。谁也不会争论（里根）政府提升美中关系的逻辑。需要驯服北极熊。但是中美关系的基础不应仅限于战略利益。”

八二年下半年，美国舆论界出现一批集中攻击中国的言论：Harper’s 月刊说中国“臭不可闻”（stinks）; 保守派大佬威廉.巴克雷说中国的制度“丑恶可憎，具压迫性“（odious and repressive）; 众议员约翰. 勒布悌里埃引用索尔仁尼琴的话说，中国人比斯大林治下的俄国人还要糟。《纽约时报》的包德甫把中国描绘成邪恶的警察国家。

对此，我写了一篇《挑剔中国（成为）新的时髦》（Picking on China—a new fashion）刊登在《箴言报》八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言论版上。我写道：“中国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美国占世界产值四分之一。两国联手可以成为世界事务中最积极的因素。”“两国的共同利益具压倒性，而且不仅在战略方面。尽管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两国人民在气质上却很接近。有时甚至彼此互相迷恋。”

八三年，美国给十九岁的女网球手胡娜政治庇护。中国方面反应强烈，有人出来喊话，要胡娜返回祖国。我写了一篇“胡娜事件的教训”（The Hu Na case—some lessons to be learned）刊登在《箴言报》八三年五月十日言论版上。双方都有点小题大作，把事情弄僵了。胡娜不想回国，给她个学生签证就行了，不必搞政治庇护。中国方面也没有必要出来喊话。

八五年一月十三日《费城问询报》言论版刊登了我的“中国回顾文化革命”（China looks back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其实题目是《问询报》安的。讲的并不是回顾文化革命，而是改革开放正在改变人们的观念：反对教条主义，主张研究新问题，得出新结论。

八九年六四风波以后，再想在美国主流媒体发表言论就难了。我想方设法开辟新园地。找到了《迈阿密先驱报》（The Miami Herald）。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前夕，我写了一篇“别担心—香港会更好”（Calm Down—Hong Kong will be OK）, 发表在《先驱报》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言论版上。



1998年底，美国众院发表以加州众议员考克斯（Rep. Chris Cox-R-Calif）为首的委员会报告，诬指中国“盗窃美国核机密”。《纽约时报》为此发表社论。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我在《先驱报》1999年三月二十三日“其他观点”版（Other Views, 即不同意见）上发表文章“U.S.’s Chinese Scapegoat”,予以反驳：指控提不出任何证据。中国完全有能力自己设计出微型化的核弹头。即使是“其他意见”也行，能见报就好。

对于《纽约时报》对中国的大量负面报道，我写了一篇长文“The New York Times’ War on China”在加州《亚洲周刊》（Asia Week）上发表。后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讨论媒体与美中关系的会议上，用做参考文件。

为主流媒体言论版写评论，当然利用了我多年作为《北京周报》编辑的经验。但是抛弃陈词滥调，套话，空话，排除一切顾虑，放开手写。摆事实，讲道理，还远远不够。要针对读者可能存在的成见，有的放矢。更要讲究文字。俏皮而不庸俗。简短有力，切忌重复。用强动词比堆砌形容词有力量得多。学写专栏，可以参考《纽约时报》Maureen Dowd 的作品。词汇极为丰富生动。

除在主流媒体发表文章之外，还上主流电视，发表言论。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起，里根访华六天。他是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以后，第一位美国总统访问北京。随行记者六百人。在关键性的台湾问题上，双方没有取得进展。五月一日，里根回到安克雷奇。ABC 请我去参加特德. 卡波儿（Ted Koppel）的“夜线”节目。（推荐人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白莉娟，我们叫她“小白”。现在是委员会副总裁）。晚十点多，ABC 派一辆大轿车来接我到ABC 新闻部。有人来接我跟司机到一间小起居室，摆着一桌小吃，虾，水果，面包等等。司机Jorge 是西语裔，很热心。用1000度快片拍了许多照。然后到隔壁化妆，不过上点粉，免得脸上闪光。

先上楼去拍一张预告像。到十一点二十，戴上耳机和Ted 开始通话。我说我是法拉奇的朋友，要反过来采访Koppel。他很滑。根本不答应任何事情。参加当晚节目的中国问题专家欧迈格（Michael Oksenberg）和 ABC 记者 Sam Donaldson 都接着我的话，说要采访Koppel。据说，当天还请了宋楚瑜参加节目。当时宋好像是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的负责人。他特别打越洋电话到哈佛尼曼基金会找到来自台湾的尼曼学者（据说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来头不小），问我的背景。答复是一个来自大陆的普通人。没有政府背景。宋楚瑜终于拒绝了邀请，没有来。才临时请了欧迈格。

Koppel 的第一个问题是中美有无共同战略利益。当然有。接着又问中方删节里很讲话的问题。谈到台湾问题时，我说需要时间。也许香港回归，做出榜样，会有帮助。我乘机说，美国人应该容易理解中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切。你们为了防止分裂，维护国家统一，打了一场异常惨烈的南北战争，死了六十多万人。

后来听说反应不错。可是回顾起来，我说的英文不如写的流畅，漂亮。写文章可以字斟句酌。上电视，没有时间讲究修辞。

六四风波，公共电视PBS的 McNeil-Lehrer News Hour (后来 老麦退出。只剩下雷尔)请我去参加节目。我写文章，谈话，一般预测准确。但是那次我说：李鹏似乎在掌舵（in the driver seat）。也许长不了。却是说错了。不得人心者，不一定就得下台。

“美国之音”中文部经常请我去做评论。特别是1992和1996年两次大选，请我去通宵追踪评论选情。跟普林斯登的民运之友林培瑞唱对台戏。八二年大选揭晓，中文部主任（美国人。中国人只能当副主任）问我谁会出任克林顿的国务卿。我说 Warren Christopher. 他不大相信。还是我说对了。关于美国政治，都在我的舌头和指头尖上。

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只给香港《信报》写个专栏。断断续续写些回忆录。仅此而已。

旅美三十年 --回忆片段（五）

访前国务卿腊斯克

赵景伦

一九八一年十月八日，我在亚特兰大东面的雅典市，访问了美国第五十四任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这位七十二岁老人高个子，圆脸，背已微驼，一本正经，不苟言笑。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九年，他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中，连续担任国务卿达八年之久。从一九七零年起，他在故乡乔治亚州的州立大学法律学院任国际法讲座教授，直至今日。

学院为他设立了“腊斯克中心”。他的办公室就在这座颇为别致的小楼里。办公室不大。墙上挂满了白宫和国会中历届头面人物的签名照片。这些人物大多已经作古。基辛格在《白宫岁月》里说，乔治亚州立大学只给腊斯克安排了一个兼职秘书。我到达时，才下午四点半。办公室里除老人外，已经走得空无一人。大概基辛格对卸任国务卿的境况有点凄凉之感吧。

下面是我们谈话的记录：

问：这次谈话可以发表吗？

答：可以。但是我不用录音机。你可以做记录。这儿有记录本。

问：谢谢。我自己有记录本。

答：咱们谈点甚么呢？

问：整个世界太大了。咱们就集中谈中美关系吧。

答：好。我在亚特兰大会见邓（小平）副总理时，他曾表示，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他对未来的三十年更感兴趣。你对过去感兴趣呢，还是对未来感兴趣？

问：我对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感兴趣。因为现在是从过去演变过来的，还要向未来发展。您过去长期担任重要职务，请您先谈谈过去。

答：第二次大战期间，我在中印缅战区任上校作战计划处主任，后来升任副参谋长。。。。

问：我那时也在中，印，缅战区。我被征调当譯员。但只在昆明和云南驿干了几个月、
答：我主要在印度和锡兰（现在叫斯里兰卡）。也到过中国。从那时起，我就关心中国问题。要谈中美关系，远的不说，至少得从珍珠港事件谈起。珍珠港事变以后不久，局势严重。希特勒向高加索大举进犯。在北非，隆美尔向艾尔阿拉敏突进，威胁亚历山大港和开罗。日本人在亚洲迅猛推进，并且已经逼近澳大利亚。。。。美国感到措手不及。从我们自己考虑，有理由对中国这个盟友寄以希望。但是我们对于战争对中国经济结构的破坏程度估计不足，对中国期望过高。

美国跟斯大林同意要支持国民党

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为了让士兵回家，我们迅速复员。到一九四六年夏天，我们已经没有一个师，没有一个空军大队能够投入战斗。海军舰只大多封存。还在服役的也只有少数兵员操纵。我们影响事态发展的能力大大减弱了。就在这时，斯大林在伊朗阿塞拜疆，在土耳其，希腊。。。咄咄逼人。封锁柏林，并策动北朝鲜入侵南朝鲜。你知道，我们曾跟斯大林一致同意要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可是毛取得政权后，就把美国当作头号敌人。他把过去的历史一笔抹杀，说协和医院是美国人为了在中国病人身上做试验而开设的。抓去我们领事馆人员，殴打了其中一些人。后来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中国是联合国通过决议，加以谴责的第一个国家。。。。

问：毛当时把美国当作头号敌人难道没有充分理由吗？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屠杀中国人。又挑起朝鲜战争，企图把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并且霸占台湾。。。。

答：这你们并不感到意外。假如我们成功地保护了南朝鲜和老挝，中国现在不是会感到比较高兴吗？

问：您说中国人对美国仇视，我们不感到意外。那倒是真的。你们以为中国人好欺侮，大概没有估计到中国会援助朝鲜，保家卫国吧？（我从内部了解，当时在杜鲁门政府中任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腊斯克估计中国不会抗美援朝。）

答：印度方面曾经传过话（说中国不会袖手旁观）。但是当时谁也说不准。总之，在那种情况下，改善关系是不可能的。

艾森豪威尔当政时期，杜勒斯曾经试图推行一项“两个中国”政策。但是国会通不过。这时发生了沿海岛屿事件。

问：您指的是炮轰金门，马祖。我们称之为“送瘟神”。

答：肯尼迪入主白宫后，曾跟我探讨过，改善美中关系的问题。但他是以微弱多数当选的。他担心提出改善关系问题，会引起争论，而得不到多少好处。所以决定不重提中国问题。那时，切斯特. 鲍尔斯等人曾向我试探过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我因肯尼迪有言在先，未予理会。

后来，陈毅外长参加了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你还记得一九五四年，在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拒绝跟周恩来握手的事吧？

问：当然记得。

答：可是一九六一年，在日内瓦会议上，我向陈毅伸出手去。他没有思想准备，吃了一惊，退了一步，看了看同僚们的脸色，才同我握了手。总之，那次会议上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无法实施。国际管制委员会起不了多大作用、北越不让委员会进入共产党区域，并且从未停止向那里输送武器装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给予帮助。肯尼迪感到失望。

后来尼克松访华，我个人是欢迎的。只有共和党总统才可能办这件事。若是民主党总统这样做，就会被共和党攻击得体无完肤。但是我非常怀疑在毛掌权的情况下，建立关系会产生甚么实际结果。

问：难道不是毛和周有那么大的气魄，敢于抵制苏联的压力。并有那么大的勇气同西方特别是美国，建立关系吗？

答：（沉默。。。。）新的领导更务实际。比较好打交道。

问：新领导执行的基本上就是毛和周的对外政策。

答：新领导采取了非常建设性的措施，例如恢复了大学的作用等等，沿着很好的方向发展。这一切使得别的国家比较好同中国打交道。文化革命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困难。也使别的国家都感到难办。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问：让我们谈谈现在吧。您认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应该采取甚么态度？

答：我早已离开政府。不参加美国制定对外政策的过程。只能谈个人的看法。邓副总理在这儿的时候说过，“中国仍然是‘中央王国’。别人，包括你们美国人在内，都是野蛮人！”

问：他不过是在开玩笑。

爆炸原子弹台湾来的人很兴奋

答：我认为中国人有很强的“中国感”。一九六四年，你们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从台湾来的中国人兴高采烈地告诉我“我们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请注意，他说“我们”。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说只有一个中国、我想中国人会想出某种办法自己解决台湾问题。美国不应介入，不应插手。

问：我完全同意。至少别帮倒忙。

答：我个人毫不怀疑双方正在进行接触。可能需要时间。

问：您对美国谈论卖高性能飞机给台湾这件事怎末看？

答：我估计贵国政府很不愿意诉诸武力。目前没有进犯（台湾）的计划。假如我确信北京不会使用武力。我就会在卖飞机的问题上十分谨慎。美国稍有不慎，就会两方都得罪。北京和台北都会对我们发火。

问：现政府表示考虑出售武器给人民共和国。您以为如何？

答：对于买武器给人民共和国，我并不担心。问题可能在于支付能力。邓副总理在这里时，中国主要对（美国的）科学技术感兴趣。

问：您以为中美关系的基础是甚么？

答：中国将以本身利益为基础来处理这种关系。美国也是如此。在这方面我们两国利益吻合。在这方面，善意和友谊起不了多大作用。

问：您指的仅仅是战略利益？

答：不，也包括扩大各方面的交流。但我不指望中国会对美国施甚么恩惠。

问：您对中美关系的前景如何估计？

答：我认为我们两国的关系将继续发展，逐步地，慢慢地发展。不会有惊人的跃进。中国的问题是得赚取足够的外汇。在可以预计的未来，贸易规模不会很大。

问;在美国有一个说法，认为中国很弱，在战略均势方面起不了多大作用。

答：中国之作为中国，是强大的。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并不在于它有多少颗核弹，多少挺机枪。中国人口众多，非常有才能，富有克服困难的生命力。任何国家都极不可能进犯中国。我的印象是，从长期观点看，俄国人害怕中国人。若是俄国人进攻中国，我将感到十分惊奇。

问:您曾否料到中苏分裂？

答：我不感到惊奇。跟俄国人结盟是件很不舒服的事情。作为盟国和伙伴，很难跟他们相处。中国人的“中国感”很强。会抵抗任何外国人的统治。

问：您怎么看中，美，苏三国关系。

答：我确实希望美国不要试图操纵，摆布莫斯科或北京。

问：你的意思是不“打中国牌”？

答：中国也打“美国牌”。三国应在积极的，建设性的基础上打交道，共同解决各种问题。

你们中国人有的是时间

问：您对各种世界问题怎麽看？

答：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早已不是两极世界了。四十多年来，力量已经趋向广泛分布世界各地。核武器并不能转化成为政治力量。因为不可能使用这种武器。它会污染全世界。使用者自身难保。美国的影响已经不如1945年时那么大。苏联也是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正在有所增长。毛离开舞台以后，现领导人更务实际，正在稳步前进。你们中国人—北京和台湾—都不必担心。你们有的是时间。

问：还有点时间请谈谈波兰。

答：波兰向苏联提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致命的问题。俄国人敬仰波兰人的蛮干劲头—他们明知会失败，也将战斗。我敢说苏联大概不会进兵波兰。果真进犯，我将感到十分惊奇。

问：我在写一本关于美国的书。

答：那太好了。但你写书时，请记住美国宪法和政府制度极为复杂。厄尔.华伦首席大法官曾经说过：假如美国政府各部门都严格遵照宪法行事，就会整个陷入僵局。要使我们的制度行得通，得花很大的力气和时间。国务卿要花极大的精力，才能取得各方意见一致。

问: 但是一旦发生危机，贵国政府还是能够迅速应付的。

答：对。古巴导弹危机时，肯尼迪把情况告诉国会。参议员中没有一个提出过总统的行动是否符合宪法的问题。危急时刻总统的确有很大的权力。

问：谢谢你的接见。

答：谢谢你来访问。

金融资本俘虏了政府

我们上周谈到奥巴马把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长瑞克.魏刚纳送上了断头台。但是造成危机的金融业头头们却没有一个掉脑袋。这是为甚么？

我们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困境“一文中谈到美国国际集团AIG 拿纳税人钱的去处以高盛拿得最多，达二百十九亿美元(后来的报道说是一百三十亿美元现金和抵押品，等等)。政府（当时的财长保尔森是高盛前CEO）关闭了贝尔斯登，迫使雷曼兄弟破产，却救了AIG，也就救了高盛。说得露骨一点，救AIG 为的是救高盛。救雷曼只需四百五十亿美元。保尔森不干。却拿出一千七百亿去救AIG。难怪引人议论。

在保尔森以前，另一位前高盛CEO 罗伯特. 鲁宾（曾被评为“最不道德”的十名华尔街大亨之一。八年之间，几乎搞垮了花旗集团，拿了一亿二千六百万美元现金和股票，拍拍屁股走人）曾经是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所以有人说“高盛即政府；政府即高盛。”也许略有夸大。不多。人们称Goldman Sachs 为 “Government Sachs”。

前面提出的问题得到了解答：金融业头头们没有掉脑袋，而且今天特别是高盛又趾高气扬起来，原因乃在于金融业有效地俘虏了政府。

高盛扬言它本季度赚了大钱，要把拿纳税人的钱一百亿美元归还给政府，以便摆脱对奖金和主管报酬的限制。它宣称本季度利润十八亿美元，并且以三位数的股价卖了五十亿美元新股票。但是它耍了个花招，把财政年度改为日历年度，从而把亏损了十多亿美元的十二月份，排除在季度报告之外。其实过去七个月，高盛一共亏损了十五亿美元。

高盛在去年十一月最低点，股价跌到五十二美元，比最高点二百五十美元跌了百分之八十。最近又恢复到一百十五美元(二十二日收盘为一百二十点四九美元)。正因为高盛善于操纵政府，所以比尔.盖茨说，他的最大竞争者不是别的高科技公司，而是高盛。

政府救了AIG , 使纳税人成为八成股东。政府还派了爱德华.李迪担任AIG 的首席执行长。只拿一美元工资，声称为公众服务。但是此人是高盛董事和审计委员会成员，直到去年九月接掌AIG 为止，从高盛赚了三百万美元。也是托政府救了AIG 之福。

《大西洋》月刊五月号刊登国际货币基金前首席经济师赛门. 约翰森的文章“安静的政变”，尖锐地分析了金融业“政变”的来龙去脉。

谁都知道，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美国金融业造成的。它们在政府默认下，进行豪赌，直到不可避免的崩溃。放松监管，低利贷款，鼓吹住房所有权（布什所谓的“所有权社会 ”）。。。。所有这些政策都对金融业有利。过去二十五年是金融业大发展的四分之一世纪。从里根开始，克林顿和布什的解除监管政策以及八十年代保罗.沃尔克的货币政策，利率大幅波动，有利债券交易赚钱。证券化的“创新”，利率互换和信用违约互换，大大扩大了金融业赚钱的机会。

1998年，“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布鲁克斯来.伯恩企图监管信用违约互换，无人理睬。当时，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鲁宾的副手，森马斯就是竭力主张解除监管的主将。

从1973到1985年，金融业的利润，从未超过公司总利润的百分之十六。到1986年，比例达到百分之十九。九十年代，在百分之二十一和百分之三十之间波动。近十年达到百分之四十一。报酬也相应提高。1948到1982年，金融业平均报酬在国内私营企业报酬的百分之九十九到百分之一百零八之间波动。从1983年起，金融业报酬扶摇直上。到2007年，达到一百八十。进入高盛可以青云直上。所以人人争取。

过去说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就对美国有利。现在是对华尔街有利的，就对美国有利。华盛顿内幕人物认为金融机构和自由流动的资本市场对于美国在全世界的地位，具有核心重要性。

我们前面说过金融业头头进入政府，再回到金融业的“旋转门”。保尔森的前任约翰.斯诺离开政府後，担任Cerberus 资本管理（最大的私人股本投资公司之一，克莱斯勒的母公司，拥有后者八成股份。）头头。“格老”离开联储会后，担任 Pimco 顾问。那是世界债券市场上的最大角色。甚至两位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 Myron Scholes 和 Robert Merton 也在1944年成为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的董事。不过这家公司到九十年代末就垮掉了。

事情是人做的。看甚么人来做，2008年三月，贝尔斯登大廉价卖给摩根大通，几乎等于送礼。摩根大通的CEO 杰米.戴蒙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这宗交易就是纽约联储跟财政部一道撮合的。高盛的主管和前任主管们为高盛安排了多少大礼，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

金融业能量之大，还表现在它抵制政府对信用卡加强管理和帮助购屋人降低付费的计划。政府和国会要通过修改破产法，帮助购屋人降低抵押贷款每月担负的费用；防止信用卡公司提高利息和各种费用的努力，正遭到金融业的强力抵制。金融业跟共和党人联手阻止通过有关立法，据说目前略占上风。

更严重的是实力雄厚的金融巨头们还竭力阻止需要实行的改革。且看奥巴马对付坐大的金融业有甚么招数。

旅美三十年 --回忆片段（四）

郭尔示范代议制民主

赵景伦

前副总统小阿尔伯特，郭尔（Albert Arnold “Al” Gore, Jr.）跟我在哈佛和Vanderbilt 两个学校先后同学。他上哈佛本科；然后到纳什维尔上Vanderbilt.先是上的神学院；以后转到法律学院,但是没有拿到学位，就成功地参选国会众议员。我是先在 Vanderbilt拿了硕士，再转到哈佛。

除了这段渊源之外，我在尼曼的同班南希是《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的摄影记者。跟曾在该报当过记者的郭尔很熟。通过她的安排，我于1981年十一月七日跟郭尔在纳什维尔见面，跟他跑了一整天，访问他的选区选民，了解了美国代议制民主的一个生动的侧面 。

那时，郭尔才三十三岁。五年前，由田纳西州第四选区的选民送进了国会众议院。年仅二十八岁的郭尔是最年轻的议员之一。我认识他时，他已经当了三任众议员，当时是众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的成员。享有年轻有为的美名。那时就有人预言他有朝一日可能当上总统。

据我的记录，我对他的印象是：高个子，相当英俊 能言善辩，动作敏捷。从交谈和观察中，了解到他喜欢读书，知识面相当广，善于动脑筋，比较接近普通人。跟那些专门走上层路线的老政客们有所不同。他的父亲老郭尔曾任参议员多年。是个有声望的自由派民主党人。由于反对越战，而在保守的田纳西州落选，当时任西方石油公司所属岛溪煤矿公司总经理。正在跟中国洽谈在华投资经营煤矿事宜。他们父子在田纳西州的迦太基拥有相毗邻的两个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农场。在这一带颇有势力。

经常访问选区居民是美国政客的必修课。但是勤惰有别。郭尔自称他是最经常，最勤快，跟选民联系最多的议员。五年来，已经在他的选区各地举行了九百八十多次公开会议（open meeting）。他把选区内各居民点输入电脑，定期访问每一个居民点。人多的地方每八周去一次。人少的地方几个月以至一年去一次。但是没有地方在他的地图以外。哪怕只有三五个人，他也要去访问交谈。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每星期六一早，从华盛顿飞到纳什维尔。然后开车前往各居民点。第二天飞回华府时，已近中午。所以他每个周末只有半天时间跟夫人和三个女儿（八岁，四岁，和两岁）相聚。这种情况在夫妇形影不离的美国上层人物中，并不多见。

十一月七日是这样开始的：郭尔清晨五点起床，稍事梳洗，就开车到机场。把车存好，登机飞到纳什维尔。从七点到八点半，他在州政府大厦众院会议室，向来自全州各地的大学生代表们讲话。我跟他约好八点半在会议室门口见面。八点半整，他连走带跑快步来到门口。稍微寒暄了几句，就说，“走吧”。跳上汽车，立即开动。

汽车高速开出纳什维尔。他一只手掌握方向盘，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日程表。从遮阳板后面取出地图，指给我看这一天的日程。我一看，排得满满的，几乎要溢出来。难怪他车子开的那麽块。他安慰我说：“你放心。我是个非常好的司机。而且非常小心。”我说：“可是你现在时速七十多英里超过时限（五十五英里）太多了。你不怕吃罚单，以至吊销执照吗？”他笑了笑说：“在公路上巡逻的警察我大多熟悉。他们一般只是说，”开慢点吧。注意安全。“他放下日程表和地图，又取出一个闹表对时。我当时并未经意。

我们的第一站是到纳什维尔东边不远的黎巴嫩市一所小医院去探视郭尔的朋友，因意外事故受伤的一个农场主。他一进病房，就被病人家属和医护人员包围。慰问病人没说几句话，人们就把话题转到为当地筹建一所护士学校的问题上来。在美国，人们不大愿意当护士这一行，又脏又累，待遇也不高。黎巴嫩地区长期以来缺护士。想建立一所护士学校。但是必须要华府批准补助、可是政府说不缺护士。注册护士人数的确不少。但许多人不干本行，而是在家看孩子，或是干别的活。这个矛盾不好解决。众议员把人们的要求记在小本子上。答应到国会去争取。

离开医院，汽车奔驰在乡村小道上。郭尔一声长叹。原来他怕耽误时间，想抄近路，却迷了路。沿途问了一些林中打鹿的猎人，没有一个知道“节欲楼“这个小地名。当我们驰过碎石小道，终于到达目的地时，已经十一点零六分，比预定迟了半个多小时。郭尔说：”真倒霉，我很少迟到。“幸好居民们耐心等候，在社区中心会议室里，还聚着三十多人。众议员和在场的人一一握手，表示欢迎，并为迟到致歉。公开会议立即开始。众议员请大家对国家面临的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并对国会正在辩论的议案表示看法。这时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人在门口出现。众议员介绍说：“这是约翰.麦道克斯先生，我的行政助理。有甚么具体问题需要我们帮助解决的，请到外面跟麦道克斯先生面谈。”此时这位助理已经在发纸，请选民们留下地址电话。后来郭尔告诉我，他把与会的人名地址都输进电脑。他在华盛顿办公室有工作人员二十人；另外在田纳西的办公室还有十人。大部分工作人员的工资由联邦政府开支。也有些年轻人，大学生是义务工作人员，不领工资。他们来众议员办公室帮忙，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也是为了建立关系，取得政治经验。

郭尔说，他每八个周末当中，有七个周末要访问选区居民。路线和时间表由工作人员用电脑进行安排。大体上是由纳什维尔出发，向东向北，再返回。一般转一个圈，行程三百多英里。所到之处，事先登报，通知居民公开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有时也发个别通知。郭尔在竞选过程中，已经在选区各地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现在这些人成了他联系选区居民的纽带。他说，他会见选区居民，来往机票可以报销。汽车保养维修和汽油则自己负担。他的车相当新，跑了不到两万英里。这是专为访问选区居民用的车。在华府，他和夫人另外各有一辆车。他的助理自己开车随同访问。但因此人最近当选田纳西州退伍军人组织主席。周末有自己的事要办。众议员让他晚来早走。

在节欲楼参加公开会议的三十三个人当中，男女老少都有。上年纪的和妇女居多。这里是农业区，并不富裕。农民家庭里大多有人在附近工厂工作，以补家用。目前经济不景气，失业现象严重。人们对此普遍表示担忧。另外，即使在这个乡村地区，犯罪率也在上升。人们对于监狱人满，罪犯假释出狱以后又再犯罪，很有意见。有个满脸胡茬，面色铁青的中年人说，他坐过牢。那不是个使人改恶从善的地方。一位颇为精干的妇女建议不应把小偷小摸跟作恶多端的重罪犯关在一起，提出分类关押的主张。众议员听了表示赞赏。他说，政府为了省钱，把轻重罪犯关在一起，使本来可以从善的人，变得更坏。出狱后，再犯重罪。给社会造成更大损失。他说，他常常从选区居民那里听到很好的意见。对于他的立法工作很有帮助。他认为访问选民跟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质量图”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告诉他中国也重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听取意见，改进工作。人民代表也常到各地视察。他表示惊异。以为只有美国的代议制才代表选民的意志。

在节欲楼的会上，还有人问，既然有一百多万人签名要求撤换内政部长瓦茨，为甚么总统不顺从民意。众议员答称。总统刚刚亲自告诉瓦茨，表示对他非常满意。郭尔本人对于瓦茨不重视环境保护很有意见。但是他说，美国人目前并不十分关心生态问题。还有两亿多人没有在呼吁书上签名呢！

说到这里，忽然听到众议员身上的电子闹表响了。只见他轻轻一拍口袋，中止了响声。宣布公开会议到此为止。他再一次感谢居民前来开会，并立即开始了个别谈话。后来郭尔告诉我，在三十分钟的个别谈话中，主要是退伍军人对“退伍军人总署”不满，要求众议员帮助解决医疗和福利问题。在这三十分钟里，我同来开会的人进行了交谈。他们对于众议员跑到穷乡僻壤来跟他们会见，征求意见，表示非常满意。并且指出过去的议员也到附近一些地方来。但是只找有势力的企业家谈话。

我们再次上路时，郭尔又拿出闹表对时。他告诉我，他用两块电子闹表。第一块闹表发出响声，表示时间到了，公开会议应该结束。第二块闹表发出响声，表明他应该立即上路。通常公开会议进行一小时；个别谈话半小时。由于他带了一位行政助理，帮他处理具体问题，从而节省了时间。但是要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及时赶到下一站，已经来不及停下来吃午饭了。我得陪他饿肚子。他表示很抱歉。路过小店时，他跳下车，用角子从机器里买了一瓶饮料。车门上挂着个托瓶装置。正好把瓶子放在里面。他用腿掌握方向盘，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一面喝饮料，一面向前飞驰。

当我们赶到麦克明威尔时，已经下午一点十六分。尽管没吃饭，仍然迟到了十六分钟。公开会议在法院里举行。这里刚翻修过。跟其它城市的法院一样，非常整洁。麦克明威尔是个一万二千五百人的小城市。虽然人口比节欲楼略多一点、但是到会的只有十八人。照例是众议员跟到会者一一握手寒暄。这里的选民对于里根削减福利很有意见。对于社会安全制度能否保得住十分关切，众议员浅显形象地解释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会使社会安全基金收入减少，支出增加。若干年后有可能发生大问题。他阐明了民主党的观点：“里根经济学”行不通。除非高得吓人的利息率降下来。光靠减税是刺激不了投资的。而且里根承认八四年平衡不了预算。通货膨胀的压力会更大。经济可能会陷入萧条。

选区居民当中有两位女大学生，对里根削减给学生的低息贷款很气愤。问众议员有没有办法阻止。众议员说，投反对票呗。但是他表示给学生贷款应该加以控制。据他了解，有些学生拿了低息贷款去买高息证券赚钱。他认为只有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才应该得到贷款。这个意见得到好几个人的响应。有个肨大的老工人说，他亲眼看到有个人开了一辆一九八二年的新凯迪拉克轿车，到超级市场用政府补贴的食品券买大虾和高级肉。众议员听了有点激动，他说，国家的未来要靠大家自觉行动起来去塑造。

我们到斯巴达的情况跟前两处差不多。这里要说明一下，田纳西州东部的一些地名采取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国家如黎巴嫩，迦太基，斯巴达等，多少有点根据。例如黎巴嫩多雪松。这里有个地方也多雪松。于是取名黎巴嫩。

开过三个公开会议后，换了个花样。郭尔要到克罗斯维尔一个晚餐会上，做一次演说。由于时间比较充裕郭尔把车放慢速度，缓缓驰入这个田纳西中部高原小镇。这是个轻工旅游地区，气候凉爽，风景宜人。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人们在这里开年会。邀请郭尔来讲政府政策跟老年人的关系。我们走进会场，几张长桌上摆着松果，红叶，山葡萄等，象征秋收的喜悦。我们饿了一天肚子，看到铁扒烤鸡，真是垂涎欲滴。坐下来狼吞虎咽，飽餐了一顿。可是众议员没有给老年人带来好消息。政府削减福利开支显然对老人不利。他最后气愤地说，最近政府又给已经肥得流油的大石油公司一百二十亿美元的税收优惠，却声称负担不起老弱病残和穷人的福利开支！人们对于里根利肥损瘦的再分配政策表示愤慨。

在克罗斯维尔市内，郭尔开了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公开会议。但是日程并未就此结束。我们又赶到当地一个剧场，参加一出新戏的首次上演仪式。郭尔每离开一地，就深深叹口气。现在他已经累得不断喘气。但是为了会见更多人，为了上地方小报，他强打精神来到剧场，把曾经飘扬在华府上空的一面国旗连同一面田纳西州旗一起献给剧场。赢得台下国家意识强烈的山区居民热烈的掌声。但是既然来了，就不便中途退席。尽管这出闹剧实在糟糕，也得硬着头皮看下去。终于幕落散场时，已经夜里十点半钟。他一出剧场就大叫上当。其实对于一个政客来说，只要政治上有利，他就是再累再烦，也是愿意干的。不过这位年轻力壮的众议员确实已经到了强弩之末。我们驱车回到他在迦太基的农场住宅时，已经过了午夜。他把我带到客房，打开暖气，就去浴室。不过一分钟就出来，跟我道了声晚安，回卧室倒头就睡了。显然精疲力竭，连澡都没有洗。我走进浴室一看，连一条大毛巾都没有。只好稍事漱洗，免了淋浴，上床休息。

我们次晨七点起床。在上飞机以前，驱车顺路到山谷对面他父亲的农场去拜访老参议员。晨雾笼罩峡谷。站在这所金碧辉煌大花园豁亮的大玻璃窗前眺望一弯河水在山脚下流过。我感到这新一代议员似乎比他的前辈们多了一点朝气。

以上是我于八一年十一月十日在剑桥整理的记录。

以后，我们保持通信。我曾到他的众院办公室看望他。1982年我到费城采访民主党中期全国代表大会，又见到他。1984年他当选参议员，我向他致贺，说他代表全州将更忙，耽误更多午餐。要饿肚子。他回信说，饿肚子也值得。

他果然不负众望，青云直上，当上了副总统，并且几乎当上总统。2000年大选，他赢了总票数。只因保守的高院五对四票裁决，输了佛罗里达，也就输了白宫。安慰奖是他因关注环保，特别是地球变暖问题，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喜欢读书，善于动脑筋想问题。这样的美国政治家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