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走得太远了

以色列连续倒行逆施，实在走得太远了。遭到世界舆论，乃至最亲密的盟国美国和英国的谴责。

这个弹丸之地，蕞尔小国继摧毁加沙，屠杀了一千多平民之后，又予以残酷封锁。前不久又派遣特务使用伪造英国护照，在迪拜谋杀了哈马斯重要人物迈卜胡赫.。又在美国副总统拜登访以，企图启动以巴间接谈判之际，宣布在东耶路撒冷再建一千六百套住房。最近又用真枪实弹打死两名巴勒斯坦抗议青年。肆无忌惮，猖狂已极。

总理奈坦亚胡来到美国，在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上大放厥词，说甚麽“犹太人跟耶路撒冷的关系不容否认。犹太人在三千年前就在建设耶路撒冷，犹太人今天在建设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是殖民点；它是我们的首都。”他不顾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反对，坚持要在东耶路撒冷继续扩建殖民点。

但是国际法是一清二楚的。东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通过1967年六月战争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国际法禁止通过战争占领领土。2004年，最高国际司法当局国际法庭提出“咨询意见”，毫不含糊地说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第四次日内瓦公约禁止向占领地殖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最近也说，以色列在占领区建立殖民点非法。

国务卿喜莱利也在AIPAC讲话，她说：“长期以来，美国就认识到一个强大安全的以色列对于我国战略利益极其重要。我们知道威胁以色列的势力也威胁美国。因此我们坚信当我们巩固以色列的安全时，我们也加强美国的安全。”她强调说：“奥巴马总统和我，这整个政府对以色列安全和以色列前途的承诺坚如磐石，决不动摇，经久而且永恒。”强调得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并不新鲜。保证以色列安全历来是美国的国策。

但是她也指出，美以之间不应有间隙。“在东耶路撒冷或西岸搞新的建设破坏互信，危及间接谈判…并且暴露以色列跟美国之间的间隙，会被别人利用。”

当前美国要求以色列冻结殖民点建设。奈坦亚胡政府坚持继续建设。就在这位极右总理会见奥巴马时，一家以色列新闻网又透露正在进行由一位美国百万富豪资助的新殖民点建设。在侮辱了副总统拜登之后，又侮辱奥巴马。

英国的反应更强烈。外交大臣戴维.米利班德声称他有使人非相信不可的证据，以色列对伪造英国护照，用来杀害迈卜胡赫负责。作为亲密盟国，英国极不寻常地把一名以色列高级“外交官”（实际上恐怕是特务机关摩萨德伦敦站长）驱逐出境。密西根大学的胡安.寇尔说，伪造护照，谋杀迈卜胡赫的后台是奈坦亚胡本人。说明其傲慢和玩弄政治之恶劣。

如何看待美以之间出现的“间隙”。有人说小事一樁。美以关系牢不可破。半数国会议员参加了盛大晚宴，把奈坦亚胡捧为“英雄”。尾巴仍然摇狗。

但是许多支持以色列的人担忧，这次“间隙”也许不同。犹太人对奥巴马不放心。街头大幅广告牌上奥巴马像，标题是：“白宫里有个巴勒斯坦代理人”。特别是美国军方的态度。中央指挥部司令彼得雷乌斯在国会作证说：“（以巴）冲突激起反美情绪，因为人们的感觉是美国偏袒以色列。”此言一出，惊动了华盛顿乃至全世界。因为这意味着美国军方认为，冲突不解决，将危及在中东作战美国军人的安全。

这次美方接待奈坦亚胡，跟以往不同。一位政府首脑来访，没有玫瑰园盛大仪式。奥巴马接见奈坦亚胡，没有记者在场。甚至没有摄影师。

贝鲁特《每日星报》主编拉米.库里指出：华盛顿铁定承诺以色列的安全只限于它的1967年边界以内，似乎表明对以色列的支持不包括其殖民政策。

这说明以色列空前孤立。甚至跟穆斯林朋友土耳其的关系也降到了低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联合国授权的戈德斯东报告，谴责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平民进行了二十二天的大屠杀。报告指责以色列使用不成比例的暴力惩罚，羞辱和恐吓和平居民。以色列动员了所有的宣传工具予以反驳。但是提不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美国声称报告有重大缺陷。也提不出具体例证。

多行不义必自毙。有人说，以色列变本加厉倒行逆施，实际上是慢性自杀。

乔姆斯基纵论天下事

三月间，著名语言学家，政论家脑姆.乔姆斯基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并接受访谈，纵论天下事，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

十五日，乔姆斯基在同“现在就要民主”广播节目主持人艾米.古德曼的访谈中，谈到奥巴马的外交政策。他说，奥巴马上任时，一位布什高官，大概是赖斯，预言奥巴马将继续推行布什第二任的外交政策。布什的第一任，具侵略性，傲慢，甚至对盟国也很粗暴。第二任有所改变，让极端分子拉姆斯菲尔德，沃尔佛维茨等人退出政府，或多或少回到中间立场，也表示愿意谈判，不那么富侵略性，对盟国也比较客气。奥巴马基本上继承了这个政策。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乔姆斯基说，他最欣赏的报纸伦敦《金融时报》指出，奥巴马的主要外交问题是伊朗。国务卿喜莱利未能说服巴西支持美国更加严厉制裁伊朗的主张。巴西总统卢拉坚持应该跟伊朗打交道，发展商务关系。并且认为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的国家，包括伊朗，有权浓缩铀，以便取得核能。

卢拉不跟“国际社会”一致。美国所谓的“国际社会”指的就是华盛顿以及同意华盛顿观点的那些人。在伊核问题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同意卢拉的观点，包括过去不结盟国家和那些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也包括大多数美国人民。他们一再强调支持伊朗有权为和平目的浓缩铀。

乔姆斯基说，有头脑的人不赞成伊朗发展核武器。但是美以一再对伊朗进行武力威胁。他说，美国和以色列是两个经常进行武力威胁的国家。武力威胁违背联合国宪章。美以宣称“一切选项都在桌面上，”就是明目张胆的武力威胁。以色列把核潜艇开进海湾，准备对伊朗发射核导弹。美国也在举行针对伊朗的军事演习。以色列潜艇通过苏伊士运河，埃及独裁者也是帮凶。在如此严重的军事威胁面前，著名以色列军事史家马丁.范.克列维尔德说：“如果他们（伊朗人）不发展核威慑力量，他们就是发疯了。”

关于阿富汗战争，流行的观点是那是“正义”战争，为的是防止恐怖袭击。是对九.一一袭击的报复。但是圣战运动严厉批评九.一一袭击。主要神学中心阿兹哈尔大学谴责“基地”，本拉登，指恐怖袭击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美国的策略本来应该是孤立“基地”。但是发动两场针对穆斯林国家的战争，效果正相反，便利了“基地”征招同情者。在关塔纳摩和巴格拉姆对嫌犯施酷刑，也制造了恐怖分子。

乔姆斯基认为以巴冲突问题特别简单明了。三十五年来，压倒性的国际共识就是按照国际边界以巴两国共处。美国的政策原来也是如此。但是美国否决了联合国1976年两个国家方案。奥巴马很有礼貌地要求以色列不要扩大殖民点。问题是殖民点的存在，而不是其扩大。向占领地殖民违背第四次日内瓦公约。关于以色列殖民点，奥巴马说，那是“象征性”的。这就等于告诉奈坦亚胡，建立和扩大殖民点吧。我们会表示不快。但是会使个眼色说，干吧。没有甚麽。这次副总统拜登访问以色列，企图重启以巴间接谈判。以色列却在此时宣布在占领的阿拉伯东耶路撒冷再建一千六百套住房，公然给拜登一记响亮的耳光。

不过美以将继续共同行动，扼杀加沙，把它跟西岸分开，继续蚕食西岸。据报道，巴勒斯坦人正在酝酿第三次起义。

但是美以利益并不一致。最近，中央指挥部司令彼得雷乌斯将军在参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不稳定的根源是中东全面和平没有充分进展。”。他说以巴冲突挑起反美情绪，因为人们认为美国偏袒以色列。这就削弱了“温和阿拉伯国家的合法性….使基地和其他好战集团得以利用愤怒情绪动员支持。冲突也使伊朗通过真主党和哈马斯影响阿拉伯世界。”

这个简单道理通过彼得雷乌斯之口说出来，有可能影响美国政策。她偏袒以色列危及他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占领军的安全。

关于海地，乔姆斯基七日在答基安.巴特（Keane. Bhatt）问时说，地震救灾初期，美国派遣大批军队前往控制局势。他说：“美国在军事力量方面，拥有比较优势。它在对任何事件做出反应时，最初总是动用军事力量。”这里还有种族主义因素。似乎海地人会搞暴乱。但是那里非常安稳平静。海地人要求让阿里斯蒂德回国；要法国赔款，不要施舍。

乔姆斯基盛赞古巴是最早派出医疗队救援的国家。在地震发生以前，就有两三百名古巴医生在海地服务。委内瑞拉是最早取消海地所欠债务的国家。但是蒙特利尔捐献国会议，却没有邀请古巴和委内瑞拉。

巴基斯坦大地震，古巴救援队也是唯一到最艰险的高山区救援，最后撤出的队伍。

古巴对非洲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进攻安哥拉的南非白人雇佣军号称无敌。但是被古巴黑人远征军打败。这个事实影响深远。

美国带给海地的是无穷的灾难。在威尔逊总统时代，美国入侵并且占领海地近二十年（1915-1934）。2004年二月二十九日，美国支持武装叛乱，劫持了阿里斯蒂德总统，强行用飞机把他送到中非共和国。并且在三月间，第三次占领海地。

乔姆斯基说，古巴和委内瑞拉的救灾义举，美国主流媒体只字不提。知道此事的美国人大概不到百分之一。尽管《纽约时报》说乔姆斯基是美国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他的言论很少见诸主流媒体。

斯蒂格利兹论经济学改革

上周，我们评论了斯蒂格利兹在新书《自由降落》中，对华尔街的批判。现在介绍该书最后两章关于经济学的改造和社会改革。

斯蒂格利兹说，“目前的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缺陷。”

他说，监管人员，立法委员（国会议员），联储系统，以及金融家们都对这次大衰退负有责任。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根据是经济分析。以密尔顿.弗里德曼（港译傅立民）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或者叫“新古典模式”从一门科学变成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最大的啦啦队员。

斯蒂格利兹站在新凯恩斯主义的立场，抨击鼓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新古典学派，旗帜鲜明。大衰退伊始，芝加哥学派，特别是罗伯特.卢卡斯和约翰.考克论，大大低估了次贷危机的严重性。我们在评论芝加哥学派的专栏中，曾经引用过他们的言论。斯蒂格利兹特别提到联储主席贝南奇在2007年三月宣称：“次贷市场的问题对整个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看来已经得到了控制。”

但是预言危机严重者大有人在：除斯蒂格利兹之外，最突出的还有纽约大学的奴利尔.茹比尼，金融家索罗斯，摩根斯坦利的斯蒂芬.罗契，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席勒，和克林顿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罗伯特.韦斯科特。这些人全都是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我们也在一系列专栏中，一再指出当局和学界某些人低估了危机的严重性。

芝加哥学派跟凯恩斯学派的差别和对立，简言之，前者认为市场分配资源效率最高，而且能够自我矫正，政府无需监管调控。按照弗里德曼的“货币学派”理论，政府只需每年按照固定的比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市场就能够奇迹般地运作。后者则认为市场本身不能很好地运作，需要政府起监管调控的作用，特别是宏观调控。

斯蒂格利兹认为自由市场的观点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经济理论的新发展。他说，即使经济接近充分就业，而且市场具竞争性，资源分配也很可能并不有效合理。要市场有效，需要严格的条件，例如完善的资讯。但是实际上资讯远不完善。特别是资讯不对称：一些竞争者掌握的资讯比别的竞争者多。自由市场模式也解决不了市场是否分配足够的资源促进创新。

斯蒂格利兹说，完善市场模式或者叫新古典模式的预言大多是错误的。例如它预言没有失业，因为劳力的需求和供应处于均衡状态。任何背离均衡的情况都只能是短期的，不需政府干预。斯蒂格利兹以讽刺的口吻说，居然有位不久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认为当前的危机没有什麽大不了，只不过有那么几个人享受比一般情况下更多的闲暇而已。

这个模式的信徒还说，不存在信用配给。任何人想借多少就可以借多少。九月十五日雷曼垮台造成的流动性紧张不过是某些人的幻想。

新古典派经济学家还认为一个人的报酬是由他对社会的“边际贡献”决定的。这根本无法解释为什麽高级主管的报酬从一般职工的四十倍三十年内增长到数百乃至数千倍。

市场和竞争远不完善。人们的行为也并非总是理性的。人们并不能够为所想象到的一切风险买保险。泡沫会发生，并且会爆破。所有这一切似乎是常识。却根本违背新古典模式的假设和论断。这个模式中“有代表性的人”（representative agent）假定所有的人都一模一样的。这也不合实际。

二战以来，经济稳定增长，波动的幅度不大。经济学界的关注从失业转到防止通货膨胀。芝加哥学派得势，大有取代凯恩斯学派之势。这次衰退又大大降低了新古典主义的身价。

斯蒂格利兹说新凯恩斯主义有两大分支，其一比较接近新古典学派，两者的主要假定雷同。一个重要差别是它假定工资物价是僵性的，即使劳力供应过剩（失业），工资物价也不会下降，即所谓”wage-price rigidity Keynesian School”。芝加哥学派不赞成政府干预。他们说政府增加开支，会被私营部门减少支出部分抵消。工资物价僵性凯恩斯学派支持政府一定程度的干预，主要是主张工资更具弹性，弱化工会，降低对工人的保护。斯蒂格利兹指这是“责怪受害人”。

比较接近凯恩斯本人思想的另一支认为工资下降会加剧衰退，因为消费者会削减开支。按照这个学派的观点，问题部分来源于金融市场。部分原因也由于经济经过一个时期的稳定，企业和个人更愿意冒风险，特别是借进更多的债务，使经济变得更加脆弱。这次危机说明，高额负债，即使资产价格稍稍下降，也会导致全面崩溃。

最糟的是芝加哥学派和工资物价僵性凯恩斯学派联手制定货币政策，打击轻微的物价上涨，导致金融市场崩溃。造成的损失比通货膨胀大得多。聚焦通货膨胀者只求物价稳定，中央银行就可以大量释放流动性，造成物价泡沫。泡沫崩破，毁了金融市场和整个经济。

认为市场有效率而且能够自我矫正者反对监管。因为监管是限制，限制了市场参加者，特别是华尔街赚钱的机会。新古典学派认为亚当.斯密和海耶克对自由市场已有定论。但是斯密在谈到金融机构时，主张政府加以限制。例如防止银行向靠不住的借款人发放过多本票。斯密写道：“这些规则也许毫无疑问被认为是在某些方面侵犯了天赋自由。但是少数个人行使天赋自由，有可能危害整个社会的安全。所有的政府都应该依法予以限制。”海耶克也认为政府在不同领域有发挥作用的余地，例如限制工时，货币政策，以及资讯的正常流通。

斯蒂格利兹新书最有争议的大概是最后一章，他主张建立一个新社会。他说，当前的危机不仅暴露了流行模式的缺陷，也暴露了社会的缺陷。极端个人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造成太多的人占别人的便宜，信赖感和同舟共济的精神被打破了。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甚麽样的社会。

冷酷无情地追求利润和个人私利并没有导致繁荣，而是造成了道德危机，改变了人际关系，造成了华尔街和主街，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鼓励人们采取短期观点，不顾长远利益。发生了安然丑闻和梅多夫诈骗案。

斯蒂格利兹说，危机使人们看到机会，去恢复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平衡，个人主义和同舟共济精神之间，人和自然之间，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平衡。创造新的金融制度和经济制度。问题是人们会不会抓住机会，去实现这些目标。看来斯蒂格利兹对此并不乐观。

对华尔街的起诉书 --评斯蒂格利兹新书《自由降落》及其它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兹的新书《自由降落：美国，自由市场，与世界经济的沉沦》（Joseph E. Stiglitz, Freefall: America,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 WW Norton, 2010, Pp. 361）不仅是对华尔街的起诉书，也严厉地批评了两届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贝南其以及布什和奥巴马两届政府的错误政策。

一时之间，分析批判金融危机的论文书籍如雨后春笋。例如Andrew Ross Sorkin 的Too Big to Fail: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Wall Street and Washington Fought to Save the Financial System From Crisis—and Themselves 和 John Cassidy 的 How Markets Fail: The Logic of Economic Calamities．本文也将涉及这些和其他著作。

金融风暴的起因已经没有甚麽争论了。联储会的长期低利率货币政策继高科技泡沫之后，又造成了房地产泡沫。抵押贷款经纪不顾购屋人是否有能力偿还，大量发放抵押贷款，特别是对根本没有偿还能力的低收入购屋人发放“掠夺性”贷款。为什麽？因为贷款越多，他们的收入越高。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像传统的银行，发放贷款后，等着坐收利息和逐步收回本金，从事所谓的“令人厌烦”(boring)的经营。而是把债权包装成证券，卖给投资人。华尔街投资银行又把高风险的住房贷款归拢，切割，再包装成债券高价卖给对冲基金。他们能够卖高价，是因为利息高，更因为他们买通评级公司把垃圾债券评为三A级。风险高，所以买主购买保险以防违约。卖保险――名称是“信用违约交换”（credit default swaps, CDS）――的机构认为它们能够收取保费，而不会有很多付出，因为他们假定房地产价格会不断上升，购屋人能够为不现实的贷款再筹资。

房地产泡沫崩破，一跨全垮，一发而不可收拾。

难得格林斯潘承认他的失误，鼓吹解除监管，迷信自由市场的“自我矫正“机制。斯蒂格利兹特别指出他向购屋人推荐借进可变利率抵押贷款。利率窜升，购屋人难以偿付。加剧了危机。

华尔街至今没有承担他们破坏性的疯狂造成灾难的责任。

斯蒂格利兹指出，“信用违约交换”兴风作浪，起特别恶劣的作用。因为买主没有充分估计卖者是否会遵守诺言，所以买的不只是保险，实际上是下赌注。这种保险不但没有降低风险，反而扩大了风险。

近一个时期，舆论纷纷指责当时任纽约联储主席的财长盖特纳拯救“美国国际集团”（AIG）为的是拯救一大批华尔街投资银行，AIG的“订约方”

（counterparty）。把大笔纳税人的钱一分不少地如数付给了它们，而没有让它们“理发”。其中高盛一家拿到了一百二十九亿美元。

今年一月，国会在追究这个问题时，透露了被盖特纳隐瞒了一年多的资讯：高盛和法国兴业银行是从AIG购买CDS最多的大户，一共买了六百二十一亿美元。就是那些交易把AIG推向破产的边缘。最终高盛和外国银行把纳税人的钱全都拿了回来。

为了AIG的保险，高盛拿出来的“债务抵押义务”(collateralized-debt obligations, CDO)占到六百二十一亿美元的一百七十二亿美元，也是最大户。（其次是现已成为美国银行一部分的美林公司，一百三十二亿美元和德意志银行的九十五亿美元。）

杜克大学教授詹姆斯．考克斯说，纽联储为了保护高盛而隐瞒资讯。“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主席安吉来第斯在一月十三日的听证会上质问高盛主席布兰克范恩，高盛怎么能够创造出并且卖掉称为“债务抵押义务”的东西，却又下注它将贬值，从中取利？高盛怎么能够下注这些CDO将贬值，却又企图说服评级公司和投资人，这些CDO是很好的投资？人们说，这起码是极不道德的行为。

如今又赚大钱，发放巨额花红，趾高气扬的高盛其实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据《纽约时报》报道，希腊今天的危机也跟高盛有关。是高盛(以及摩根大通和其他银行)帮助雅典向布鲁塞尔的监督人隐瞒数以十亿计的债务。这些银行发展的金融衍生工具增加了希腊的债务，并帮助希腊政客们把这些债务隐藏到资产负债表以外。高盛等银行利用希腊政府的大手大脚花钱，从中取利。它们不但帮助希腊隐瞒债务，而且利用 CDS 下注，希腊会违约，欧罗会贬值。它们的行为遭到德国《镜报》的严厉批评。贝南其声称他正在“了解”这个问题。美国司法部也在调查。

斯蒂格利兹用了很大篇幅批评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为华尔街银行纾困的计划。不是像一般资不抵债的企业那样，进行清理重组，而是用大量纳税人的钱向银行注资（调整资本，recapitalization），希望他们会增加放贷。不附加条件，不问钱的去向。把纳税人的钱投入了黑洞。斯蒂格利兹的书中专门有一章，题为“美国的大劫案”（The Great American Robbery）。

幸亏有不畏强权的“问题资产纾困计划”监察主任尼尔.巴洛夫斯基。去年十一月，他经过八个月的查账，弄清了政府给AIG的大笔纳税人的钱是怎样流到美国和欧洲大银行手里的。前面提到国会透露的资讯就是巴洛夫斯基收集的。他还调查了美国银行并购美林公司，向股东们隐瞒了美林的巨额亏损和合并前夕发放的大笔花红。他也点了拿AIG花红人的名。这些人答应退回四千五百万美元，而实际上只退回不到一半。

更严重的是美国金融制度又回到了风暴前的2007年状态.而且因为贝尔斯登，雷曼和美林等的消失，剩下的是少数更大的金融机构，使它们更加有能力兴风作浪，而且大得不容失败。有政府为它们的债券做担保，向他们提供低利率贷款。他们又故态复萌，冒大风险，赚大钱。

政府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在金融业的强大游说面前，寸步难行。由一贯主张解除监管，迷信自由市场，跟华尔街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班底森马斯。盖特纳，贝南其等人来主持监管改革，等于与虎谋皮。这也基本上是斯蒂格利兹的结论：要对造成灾难负有责任的人来搞改革，他们只会遵循原来的逻辑，搞“美国式的公司福利”。

有人说，大衰退为资本主义敲响了丧钟。言过其实。丢脸的是反监管的自由放任主义。斯蒂格利兹说，“我相信市场是每一个成功经济的核心。但是市场本身并不能很好地运作。。。。政府有必要起一定的作用，不仅是在市场失败时，出来营救经济，也不仅是监管市场，防止我们刚刚经历过的失败。经济需要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之间取得平衡—还要有非市场和非政府机构作出重要贡献。”这就是斯蒂格利兹的经济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