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扩散难以阻挡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十五日宣布成功地进行了第二次地下核试验。据韩国监测，在接近中朝边境的咸镜北道吉州地区，发生了人为地震，震级在4.5到4.7级。如果真是核爆炸，威力约相当一两万吨黄色炸药。美方认为还得收集到空气样品中有无放射性物质，才能最后证明是否核爆炸。

朝鲜曾于2006年10月9日在同一地点进行过一次核试验。西方认为是一次失败，或者是部分失败的试验。25日的试验威力要大得多。毫无疑问，朝鲜已经成为核国家。它积累的武器级钸还可以制造若干枚核弹。至于朝鲜是否有能力把核弹头小型化，装在导弹上发射，猜测不一。

朝鲜第二次核试验遭到国际社会，包括中俄两国在内的强烈谴责。中国要求朝鲜信守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诺言，回到六方会谈的轨道上来。美国总统奥巴马誓言要对朝鲜悍然违背国际法，采取行动。甚么行动？炸毁朝鲜核设施？恐怕不大可能。不存在军事选项。制裁？可供选择的制裁手段并不多。除非中国愿意停止供应朝鲜石油和粮食。看来也不大现实。中国不想加剧紧张局势。

其实人们最担心的不是朝鲜会向美国或其盟国发射核导弹，而是朝鲜可能把核武器或者核材料在黑市上出售。安理会曾在2006年通过决议，授权美国和其他国家拦截和搜查进出朝鲜的船只。但是这类似战争行动，从未实行过。如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赖斯和日本首相麻生太郎都宣称要拦截检查进出朝鲜的船只。韩国也宣布要参加美国倡导的“扩散安全主动”（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 已经有九十五国参加，中国印度都没有参加）。朝鲜宣称如果韩国拦截搜查朝鲜船只，那就是宣战。接着又公然宣布朝鲜不再受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的约束，从而大大升高了紧张局势。面对如此疯狂的战争叫嚣，美日韩果真不担心拦截搜查朝鲜船只会引发军事冲突吗？

朝鮮在核试验的同时，试射了六枚短程导弹，对韩国和日本构成最大的威胁。奥巴马声称美国毫不含糊地承诺保护这两个国家。

朝鲜为甚么此时此刻进行核试验？西方媒体纷纷揣测。最初的反应是平壤希望引起美国和西方的注意，以便取得让步。毫无疑问，闭关孤立的朝鲜希望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同西方建立和发展关系。

但是西方媒体更强调朝鲜的政局。金正日去年八月心脏病发作。虽然看来目前仍然主政，但显得憔悴衰老。西方媒体认为金正日希望传位给他的幼子金正云（一说传给二子金正哲），实现金氏家族第三代统治。为此，他要讨好军方，稳住局势。

所有这些猜测唯独不提朝鲜发展核威慑是为了自卫。我们并不赞成在中俄美日四大国力量交汇的东北亚战略要地，朝鲜发展核武装。但是朝鲜有权保卫国家安全。始则布什把朝鲜定性为“邪恶轴心”之一员，另两国是伊朗和伊拉克。他悍然入侵并且占领了伊拉克，严重威胁伊朗，说甚么一切选项，包括动武，都在桌面上。受到威胁的国家没有权利自卫吗？ 威胁不仅来自美国，更有她的盟国日本和韩国。李明博上台以后，一反金大中和卢武铉的“阳光政策”，推行强硬路线。

所有企图孤立朝鲜的政策都是错误的。唯一正确的是保证朝鲜的安全，促使她回到六方会谈的轨道，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这就要求中国，还有俄罗斯，发挥主导作用。

至于伊朗，她声称浓缩铀为的是和平利用核能。美国和西方坚持她是要发展核武器。其实在美以的严重威胁下，伊朗完全有理由发展核威慑力量。以色列军事历史家马丁.凡. 克列威尔德（Martin van Creveld）说，伊朗如果不发展针对美国的核威慑，就是蠢得发疯了。

人们要问：为甚么以色列可以拥有一百五十到二百枚核弹，却不让伊朗发展核武器？以色列声称伊朗总统阿赫迈德内贾德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刚上任的以色列新总理极右派内坦亚胡说，伊朗政权是一个“救世启示教派”。法瑞德.扎卡里亚在最新一期《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说，美国人对伊朗的认识全都是错误的，至少事情要复杂得多。他说，伊朗人并不想自杀。他们精于算计，在阿富汗曾经跟美国合作，对付塔利班。倒是内坦亚胡的一名顾问说起伊朗时，引用圣经中所说阿玛列克人是犹太人的敌人。所以要把阿玛列克人全都杀光，男人，女人，婴儿，吃奶的，牛，羊，骆驼，驴，一个不留。到底谁是“救世启示教派”。引圣经要杀光阿玛列克人的正是犹太人自己！

扎卡里亚还说，伊朗人说不想发展核武器，有可能是真的。因为无论是霍梅尼或者现在的最高精神领袖哈门内伊都说，核武器不道德，不符合伊斯兰教义。

我们一再说过，核国家自己拥有核武器，不许无核国家发展核武器，根本行不通。受到严重武力威胁的国家，不发展自己的核威慑力量才是蠢得发疯。

要实现核不扩散，核国家首先要自己削减乃至解除核武装，至少不要以武力威胁无核国家。

奥巴马啊，奥巴马！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莫琳.道德说，（前副总统）切尼又抢得了第三任。这位名声在世界最低吐鲁番盆地里的政客一反过去躲在安全地堡里，极少出面，背地里操纵的作风，一再高姿态出面，抨击奥巴马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对恐怖主义手软。

奥巴马果然举起了双手。他在将军们的压力和国会共和党人的攻击之下，不顾两个联邦法院的命令，公然反悔，拒绝发表美国在海外监狱虐囚的约一千张没有发表过的照片。“理由”是公布照片将引起“仇恨”，危害在前线英勇作战美国军人的安全。他还重复布什的论点，声称“发表照片不会增进我们对过去少数个人干的事情的了解。”不对！不是“少数个人”，而是普遍的，系统性的问题，根源是布什政府最高层的决策。

切尼拼命为酷刑辩护。奥巴马却以向前看的名义，反对对酷刑及其决策人进行调查。西班牙法官维拉思科和嘎尔松要追究“布什六人”搞酷刑的法律责任。所谓的“布什六人”指的是力主酷刑的前司法部长冈萨雷斯，切尼的法律顾问，后来的幕僚长爱丁顿，司法部法律顾问处主任拜比，酷刑备忘录的主要撰写人余约翰，国防部第三把手费斯和拉姆斯菲尔德的法律总顾问海因斯。（最新资料表明赖斯也涉案不浅）。其法律根据是西班牙法律允许刑事法院调查施行酷刑等国际犯罪案件。为此，西班牙议会提出要修改法律，使之只适用于西班牙国民以及在西班牙国土上发生的犯罪行为。西班牙法官要多管闲事。公众要求调查，奥巴马却不想过问。

布什-切尼对“基地”嫌犯施酷刑，主要不是为了保护美国本土不受袭击；而是为了找到萨达姆涉九。一一的“证据”以便发动伊拉克战争。他们对伊班.沙赫.利比施酷刑，利比供称萨达姆训练“基地”人员使用化学武器。制造了美国发动伊战的接口。但是美国占领军缴获六百万份复兴社会党文件，证明利比的的供词是子虚乌有。酷刑之无效，甚至取得假情报，有太多的证据。

奥巴马还要恢复他在竞选时一再反对过的布什在关塔纳摩的“私刑”军事法庭。为之涂脂抹粉，做一点“保护”被告的表面文章，诸如禁止使用酷刑逼供得到的供词；严格限制道听途说证据，扩大被告寻求法律顾问的权利，等等。他甚至要国会立法建立新的秘密国家安全法院系统，在美国本土无限期关押嫌犯，不予审判，搞所谓的“预防性关押”。

这是典型的奥巴马：在边缘上搞一些装饰性的改革，不改本质，甚至变本加厉。

连他答应年内关闭关塔纳摩监狱的主张也成了问题。参院民主党人，拒绝为关闭关塔纳摩监狱提供八千万美元经费，除非奥巴马做出令人满意的转移该地囚犯的计划。他们提出另一条修正案要求对每一个在押犯做出“威胁估计”。就在此时，《纽约时报》透露五角大楼报告，说从关塔纳摩转移到海外的嫌犯有七十四人回到恐怖或好战活动，即再犯率百分之十四，每七人当中就有一人再犯。透露这个信息显然为的是反对关闭关塔纳摩监狱。但是美国普通监犯的再犯率要高得多，达百分之六十八。

除此之外，奥巴马还继承了在海外绑架嫌犯，送到第三国监狱审讯的政策。只不过声称不会施酷刑。谁能够保证？
他还为布什-切尼利用国家安全署无证窃听计划辩护，并且以“主权豁免”为名，保证有关官员不受检控。

有人说：看来，奥巴马正在演变成为又一个切尼。似乎有点过分。但是切尼正在指挥他的行动，至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有人说，奥巴马上任后，头三脚踢得不错，反布什之道而行之。这是只看表象，不看实质的肤浅之见。他没有反布什之道，而是在安全政策上继承和发展了布什之道。布什犹豫不决的向阿富汗增兵计划，奥巴马也干了。不但此也，他还听信盖茨和军方的意见，中途换马，任命前“联合特种作战指挥部”司令麦克里斯朵尔出任阿富汗总指挥。

“联合特种作战指挥部”（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JSOC）是个高度保密的单位，专门以“高价值目标”为对象，搞谋杀行动的机构。它不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报告，也不向国防部长盖茨报告，只向切尼办公室报告。切尼说，九.一一以后，美国要搞阴暗的勾当（’work the dark side’）。JSOC就是搞这种勾当的重要工具。

专门爆内幕的著名调查记者西摩.贺施写道：JSOC的人到外国“不同美国大使联系，也不同中情局站长联系。专找名单上的谋杀对象，把他（她）干掉才离开。这是以我们的名义干的勾当，一直在进行。”从中东到中美洲。选择谋杀对象的标准是此人是否在从事或者策划“反美行动”。

麦克里斯朵尔在主持巴格达城外“纳马营”时，以残暴闻名。对囚犯殴打，人格侮辱，乃至谋杀。无恶不作。禁止酷刑的奥巴马，如今任命专干这一行的麦克里斯朵尔主持他的反恐主战场。调查纳马营虐囚事件的“人权观察”调查员马克.嘎拉思科担心参院通过麦克里斯朵尔的任命有困难。请放心。生怕共和党人指责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软弱的民主党人，肯定会通过任命。

嘎拉思科自己说，麦克里斯朵尔是彼得雷乌斯式的人物，代表反起义作战的“新思维”。所以很称职。批评麦克里斯朵尔的人被指为“扶手椅道德家”。为了国家安全，哪里顾得到道德不道德！

奥巴马没有从阿富汗脱身的计划。无休止的长期战争必然践踏美国宪法，违背美国价值，不利美国经济，更不利美国的国际声誉。

奥巴马的战争

巴基斯坦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那里的形势“危殆”，美国主流媒体如是说。奥巴马总统宣称：“我们要尊重他们（巴基斯坦）的主权。但是我们也认识到我们有极大的战略利益，极大的国家安全利益，需要肯定巴基斯坦是稳定的，而且结局不会是一个核武装的好战国家。”

奥巴马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总统扎达里和卡尔赛召到白宫。要他们全力以赴，消灭“基地”和塔利班。这是宗主国对藩属的关系。美国可以对名义上的主权国家发号施令，要它们做这个，做那个。这倒不是奥巴马的发明。美国历来自命世界的主宰。

其实奥巴马政府早就加强了它的秘密空中战争和特种部队突袭。打死的大多是无辜老百姓。五月四日下午，美国空军袭击阿富汗法拉省两个村庄格拉奈和施万，炸死一百多平民。省长阿明向阿富汗议会报告说，平民死亡一百三十人。后来有限新闻网记者阿曼普尔报道，村民掩埋了一百四十二具尸体。美军像往常一样，先是抵赖，接着又巫指是塔利班用手榴弹炸死平民，嫁祸美军飞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亲眼目睹房屋被炸毁，尸体数十具。死者包括阿富汗红新月会志愿者和他的亲属十三人。目击者说，美机来轰炸时，塔利班早已撤离。当地民众示威，要求美军撤走。最终国务卿喜莱利表示对平民死伤，感到十分抱歉。不过防长盖茨说：“利用平民伤亡是塔利班战略的基本部份。”

大规模屠杀平民这不是第一次。去年八月二十二日，美机空袭赫拉特省阿齐扎巴德一个疑是塔利班大院，炸死九十多平民。美军照例先是抵赖，后来承认炸死三十名老百姓，包括妇女儿童在内。联合国调查证实有约九十名平民死亡。据人权观察报告，美国空袭造成阿富汗平民死亡人数从2006年到2007年增加了三倍。联合国说，去年平民死亡人数超过二千。那都是布什政府的杰作。奥巴马上台后，空袭变本加厉。格拉奈和施万一役，创造了平民死亡新记录。他拿巴基斯坦核武落入“极端分子”手里吓唬人，跟赖斯拿蘑菇云吓唬人如出一辙。人们说，他已经接过布什“恐惧贩子总司令”的称号。他继承并且扩大了布什的战争，如今完全拥有了阿富汗战争。

他的国务卿喜莱利比他还要危言耸听，她说，巴基斯坦形势“对我国和世界的安全构成致命的威胁。”要征服一亿七千万人口，拥有强大军队的巴基斯坦，区区数千名并不得人心的塔利班有那么大的能量吗？

巴基斯坦政府在美国压力下，由总理吉拉尼出面誓言要消灭塔利班。巴军向斯瓦特山谷，迪尔山谷和布奈尔展开猛攻。一百三十万难民（巴政府数字）逃离交战地区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塔利班指责政府出卖给了美国。话虽然难听，却并不非毫无根据。

2004年以来，巴军多次进攻西北边境部族地区的塔利班。其结果是塔利班反而壮大起来。巴军的训练和装备为的是跟印度打常规战争。不适应反起义战争的需要。但是战斗不力只是原因之一。巴军和情报部门长期以来是支持塔利班的后台。目前军中和情报部门仍然有塔利班的同情者。扎达里其实是个很弱的总统，民众支持率低，只有百分之十九。而且历来是军方主导安全政策。军队参谋长阿什法克.卡亚尼不止一次否决扎达里的决策。尽管卡亚尼本人也同美国保持着亲密关系，并且一再表示没有政治野心。但是他不能不考虑军队，情报部门和民众的意愿（民意调查表明，人们主要关切的是经济，不是甚么恐怖分子。有八成民众认为国家方向错误。）这次卡亚尼没有参加白宫会谈。美国是否能够完全控制此人，还得等着瞧。

无论如何，巴国民众反美情绪高涨。特别是奥巴马下令加紧使用无人驾驶飞机进行谋杀式攻击以来，一共打死“基地”领导人物十四人。与此同时打死七百无辜老百姓，并且迫使数十万人逃离家园。此仇不共戴天。这是塔利班反而比过去壮大的重要原因。卡尔赛要求美国停止空袭，美国答称，打仗不能綑住手脚。顺便说一句，CBS“六十分钟”节目最近专题吹嘘无人驾驶飞机的威力。美国大量使用这种飞机，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得不偿失。

因为阿富汗战局不利，美国中途换马，撤掉了装甲部队背景的麦基尔南，换上前联合特种作战指挥部司令麦克里斯朵尔中将。这是杜鲁门撤掉麦克阿瑟以来，美国第一次在战争中途换马。麦克里斯朵尔依靠情报和火力突袭，指挥部队抓获了萨达姆；炸死了“美索不达米亚基地”头头扎卡维。所谓的富创意性的“新战法”，其实不新，就是在伊拉克实行过的“清剿，占领和建设”（clear, hold and build）。麦克里斯朵儿之所以被起用，是因为他早就主张协调特种部队和中情局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两边的秘密行动。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战场视为一体，正符合奥巴马的“Af-Pak新战略。”说服布什去年下令美军突击队越过阿富汗边界，袭击塔利班在巴基斯坦庇护所的就是麦克里斯朵尔。甚么尊重巴基斯坦主权！美国历来没有尊重过受援国的主权。何况巴基斯坦拿了百多亿美元援款！据说“新战法”还包括保护民众。但是特种部队突袭正是造成平民死伤的重要原因。

奥巴马和他的国安顾问们真的不懂得人心向背的道理吗？他在七日宣称：“美国已经做出持久承诺要打败这个地区的‘基地’，并且支持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民主选举出来的主权政府。承诺不会动摇。支持将持久不变。”他这麽说是因为苏联被赶出阿富汗以后，美国就对巴基斯坦不闻不问。他的这个宣示说明他继承了布什的“反恐战争”那一套，要打一场劳民伤财自我孤立的无休止长期战争。这一切有很强的新保守主义味道。甚么“变革”？万变不离其宗！

旅美三十年 --回忆片段（六）

在主流媒体发表言论

赵景伦

尼曼计划结业以后，我就向主流媒体言论版投稿。较早见报的是关于毛泽东的一篇，刊登在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洛杉矶时报》言论版上。我说，毛是人，不是神。但是即使把他的形象缩小，他仍然是个巨人。原文的题目是：“Mao Is Cut Down to the Size of a Giant”。我写道：”不论他犯了多少错误，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肯定的。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他是民族英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诗人和书法家。”

这个观点在九天前，八一年七月十五日见报的《纽约时报》“读者来信版”我的一封信（“The Diminished Mao Is Still a Giant”）里，已经相当详细地表述了。后来我给《费城问询报》投稿。言论版编辑问我，还发表过甚么文章。我把《洛杉矶时报》那篇给他看。他很欣赏。但又不便转载。就让我改头换面，换了个题目“Mao Tse-tung may be dead but Maoism isn’t”, 八一年八月三十日见报。

同一内容文章先后在三份大报见报。当时在“美国之音”工作的老朋友徐元约对我说：美国乃至西方媒体对毛的评价以负面的为多，有的把他跟斯大林，希特勒相提并论，把他妖魔化了。我那篇正面评价的文章很少见，所以引人注意。“美国之音”内部也议论纷纷。其实，那也是我写那篇文章的原因。短文不可能全面评价。我认为毛也有悲剧性的一面。

《纽约时报》为记者包德甫派驻北京召开记者会，由当时任执行总编辑的Ab Rosenthal 亲自主持。那是我同他见面唯一的一次。我把一篇“论中国的改革”寄给时报评论版。不久，Rosenthal 亲自给我回信，表示愿意采用。但是需要做些修改。以后由言论版编辑出面同我联系。局部小修改两三次后，时报给我发来一张片子说，准备近期刊登那篇文章。如果我出门旅行，请留下联系办法。那篇文章于八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见报，位置显著，并由该报艺术家配了一条巨龙画面。

见报当天，费正清来电话祝贺。台湾行政院新闻局驻美办事处主任，尼曼学长江德成也打来电话，称赞文章“文笔优美”。

后来，时报又刊登了我十来篇信件。六四风波以后，就再也没有登过我的作品。不过同时报打交道，它的言论版和来信版编辑作风严谨。不任意改动来稿，而总是跟作者商量，征得同意。对于来信，总是来电话核对是否真是作者所写，并且通知见报的大略时间。

不过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合办的《国际先驱论坛报》(2002年 时报买了《华盛顿邮报》拥有的那一半股权。成为时报公司独家拥有的报纸。)后来刊登了我另一篇关于中国改革的文章。“对外关系理事会”的朋友罗兰.布什纳（以后还要提到他）特地给我从巴黎寄了一份剪报来。

我住在剑桥四年。给《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写的文章比较多。

八一年七月八日见《箴言报》的“中美关系—一个中国人的看法”（Sino-American Ties: a Chinese view）也许是我在美国主流媒体言论版上发表最早的一篇评论。开宗明义，我写道，“就在里根总统把共产主义说成‘一个脱离常轨现象’ 的当天，他的国务卿宣布有可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售武器。谁也不会争论（里根）政府提升美中关系的逻辑。需要驯服北极熊。但是中美关系的基础不应仅限于战略利益。”

八二年下半年，美国舆论界出现一批集中攻击中国的言论：Harper’s 月刊说中国“臭不可闻”（stinks）; 保守派大佬威廉.巴克雷说中国的制度“丑恶可憎，具压迫性“（odious and repressive）; 众议员约翰. 勒布悌里埃引用索尔仁尼琴的话说，中国人比斯大林治下的俄国人还要糟。《纽约时报》的包德甫把中国描绘成邪恶的警察国家。

对此，我写了一篇《挑剔中国（成为）新的时髦》（Picking on China—a new fashion）刊登在《箴言报》八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言论版上。我写道：“中国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美国占世界产值四分之一。两国联手可以成为世界事务中最积极的因素。”“两国的共同利益具压倒性，而且不仅在战略方面。尽管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两国人民在气质上却很接近。有时甚至彼此互相迷恋。”

八三年，美国给十九岁的女网球手胡娜政治庇护。中国方面反应强烈，有人出来喊话，要胡娜返回祖国。我写了一篇“胡娜事件的教训”（The Hu Na case—some lessons to be learned）刊登在《箴言报》八三年五月十日言论版上。双方都有点小题大作，把事情弄僵了。胡娜不想回国，给她个学生签证就行了，不必搞政治庇护。中国方面也没有必要出来喊话。

八五年一月十三日《费城问询报》言论版刊登了我的“中国回顾文化革命”（China looks back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其实题目是《问询报》安的。讲的并不是回顾文化革命，而是改革开放正在改变人们的观念：反对教条主义，主张研究新问题，得出新结论。

八九年六四风波以后，再想在美国主流媒体发表言论就难了。我想方设法开辟新园地。找到了《迈阿密先驱报》（The Miami Herald）。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前夕，我写了一篇“别担心—香港会更好”（Calm Down—Hong Kong will be OK）, 发表在《先驱报》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言论版上。



1998年底，美国众院发表以加州众议员考克斯（Rep. Chris Cox-R-Calif）为首的委员会报告，诬指中国“盗窃美国核机密”。《纽约时报》为此发表社论。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我在《先驱报》1999年三月二十三日“其他观点”版（Other Views, 即不同意见）上发表文章“U.S.’s Chinese Scapegoat”,予以反驳：指控提不出任何证据。中国完全有能力自己设计出微型化的核弹头。即使是“其他意见”也行，能见报就好。

对于《纽约时报》对中国的大量负面报道，我写了一篇长文“American Media’s War on China”在加州《亚洲周刊》（Asia Week, April 11, 1997）上发表。后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讨论媒体与美中关系的会议上，用做参考文件。

为主流媒体言论版写评论，当然利用了我多年作为《北京周报》编辑的经验。但是抛弃陈词滥调，套话，空话，排除一切顾虑，放开手写。摆事实，讲道理，还远远不够。要针对读者可能存在的成见，有的放矢。更要讲究文字。俏皮而不庸俗。简短有力，切忌重复。用强动词比堆砌形容词有力量得多。学写专栏，可以参考《纽约时报》Maureen Dowd 的作品。词汇极为丰富生动。

除在主流媒体发表文章之外，还上主流电视，发表言论。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起，里根访华六天。他是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以后，第一位美国总统访问北京。随行记者六百人。在关键性的台湾问题上，双方没有取得进展。五月一日，里根回到安克雷奇。ABC 请我去参加特德. 卡波儿（Ted Koppel）的“夜线”节目。（推荐人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白莉娟，我们叫她“小白”。现在是委员会副总裁）。晚十点多，ABC 派一辆大轿车来接我到ABC 新闻部。有人来接我跟司机到一间小起居室，摆着一桌小吃，虾，水果，面包等等。司机Jorge 是西语裔，很热心。用1000度快片拍了许多照。然后到隔壁化妆，不过上点粉，免得脸上闪光。

先上楼去拍一张预告像。到十一点二十，戴上耳机和Ted 开始通话。我说我是法拉奇的朋友，要反过来采访Koppel。他很滑。根本不答应任何事情。参加当晚节目的中国问题专家欧迈格（Michael Oksenberg）和 ABC 记者 Sam Donaldson 都接着我的话，说要采访Koppel。据说，当天还请了宋楚瑜参加节目。当时宋好像是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的负责人。他特别打越洋电话到哈佛尼曼基金会找到来自台湾的尼曼学者（据说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来头不小），问我的背景。答复是一个来自大陆的普通人。没有政府背景。宋楚瑜终于拒绝了邀请，没有来。才临时请了欧迈格。

Koppel 的第一个问题是中美有无共同战略利益。当然有。接着又问中方删节里很讲话的问题。谈到台湾问题时，我说需要时间。也许香港回归，做出榜样，会有帮助。我乘机说，美国人应该容易理解中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切。你们为了防止分裂，维护国家统一，打了一场异常惨烈的南北战争，死了六十多万人。

后来听说反应不错。可是回顾起来，我说的英文不如写的流畅，漂亮。写文章可以字斟句酌。上电视，没有时间讲究修辞。说到底，是舌头有点硬。

六四风波，公共电视PBS的 McNeil-Lehrer News Hour (后来 老麦退出。只剩下雷尔)请我去参加节目。我写文章，谈话，一般预测准确。但是那次我说：李鹏似乎在掌舵（in the driver seat）。也许长不了。却是说错了。不得人心者，不一定就得下台。

“美国之音”中文部经常请我去做评论。特别是1992和1996年两次大选，请我去通宵追踪评论选情。跟普林斯登的民运之友林培瑞唱对台戏。八二年大选揭晓，中文部主任（美国人。中国人只能当副主任）问我谁会出任克林顿的国务卿。我说 Warren Christopher. 他不大相信。还是我说对了。关于美国政治，都在我的舌头和指头尖上。

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只给香港《信报》写个专栏。断断续续写些回忆录。仅此而已。

森马斯，盖特纳和华尔街

我们曾经说过，财长盖特纳和华尔街穿一条裤子。也许还应该进一步说他是华尔街口袋里的人物。这个头衔还应该加给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森马斯。他们都是为华尔街金融巨头谋利益，而牺牲纳税人利益的人物。 夸大吗？且看事实。

用危机制造者来处理危机

森马斯何许人也？奥巴马说：“由于发生了金融危机，悌姆（盖特纳）和赖瑞（森马斯）熟悉金融危机是个优点。因为我需要能够立即开始工作，并且能够处理一些非常大非常困难的经济问题。坦白地说，名单非常短。”意思是说，只有盖特纳和森马斯合格。

这两个人的确熟悉金融业。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华尔街大亨口袋里的人物。且看他们如何处理重大经济问题。先说近期背景。

四月三日，白宫公布了森马斯的个人财务公开表格。森马斯去年从对冲基金D.E. Shaw(《财富》杂志称之为“华尔街上最迷惑人，最神秘的力量) 获得报酬五百二十万美元。他到一些遇到财务困难的华尔街公司以及其他组织演讲，共得到演讲费二百七十万美元。2008年，森马斯做了有报酬的演讲四十次，包括：高盛，报酬 135，000美元；JP摩根， 67，500美元；花旗集团， 45，000美元。他到大学演讲，报酬要低得多，例如耶鲁，只给了他一万美元。大学哪里比得上华尔街！

值得注意的是时间。华尔街早就料到森马斯将出任奥巴马政府重要职务。就在奥巴马胜选前八天，美林公司（现已卖给美国银行）请他演讲，付给他演讲费四万五千美元。高盛今天当然不能公开付大笔钱给森马斯。但是几个月前，一次演讲费十三万五千美元，看起来太像是“预付贿赂”。

封杀监管金融衍生物建议

更重要的是九十年代，由当时的联储会主席格老带头，克林顿政府财长，前高盛首席执行长鲁宾和他的副手森马斯联手封杀了“商品与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负责人布鲁克斯莱.伯恩提出的监管金融衍生物市场，特别是信用违约互换，的提案。正是金融衍生物导致了这场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四月三日晚，前里根时代储蓄与贷款监管人，现密苏里大学教授比尔. 布莱克在比尔.莫耶斯的公共电视节目上说：“九十年代，伯恩（监管金融衍生物）的建议引起克林顿政府的其他监管人员，国会议员和游说客们出自肺腑的反对。因为书写主要场外交易衍生物合约的十几家大银行认为伯恩建议威胁它们的重要利润来源。格林斯潘和他的智库认为不需要改变现状。他们声称加强监管会引起全球市场混乱。

伯恩本人说她曾接到当时任副财长的森马斯的电话，抱怨她的建议，并且说他受到金融业游说客的责难和压力。九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总统工作组在财政部开会，伯恩和其他监管人员也参加了会议。格老和鲁宾竭力企图改变伯恩的想法。伯恩说，财长（鲁宾）对她说“CFTC没有管辖权，因而不可能采用她的建议。”但是她仍然在五月七日正式提出监管建议。几个小时以后，格林斯潘，鲁宾和列维特（当时的证券与交易委员会主席）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伯恩和CFTC，对她的提案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 表示严重的关切。他们联合国会（当然是在金融业资助之下）通过立法，禁止CFTC 监管金融衍生物。他们是种下今天全球金融危机祸根的罪魁祸首。

猜猜今天谁主管CFTC? 奥巴马任命的是前高盛主管Gary Gensler。奇怪吗？一点也不。鲁宾，森马斯和Gensler 从金融界进入政府，再转回金融界赚大钱。所以说华尔街就是政府，反之亦然，并不夸大。

盖特纳分享华尔街的哲学和世界观

还得说说盖特纳。《纽约时报》四月二十七日发表头版转内页两整版的长篇报道，标题是“金融俱乐部的成员又是监管人”。报道说，去年六月，金融风暴正在兴起时，财长保尔森召集经济界头目开会，讨论政府应该如何使用紧急权力对付危机。当时任纽约联储行总裁的盖特纳建议国会给予总统广泛权力，担保银行系统的全部债务。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因为那可能使纳税人遭受数以万亿计美元的损失。

盖特纳出任财长以后，人们普遍认为以他为主设计的金融业脱困方案对于金融业过分大方，并且使纳税人吃大亏。他任纽约联储行总裁五年，跟华尔街金融大企业主管建立了非比寻常的亲密关系。作为联储行长，盖特纳依靠银行家，对冲基金经理等人估量市场状况。他经常跟花旗集团，高盛，摩根斯坦利的高级主管在四季餐馆共进午餐。他参加JP摩根大通头目，也是纽约联储行董事杰米.戴蒙的家宴。他跟他所监管的最大企业花旗集团的主管特别亲密。鲁宾其实就是他的良师益友。尽管如此，他并未及时发现花旗和其他大金融机构正面临垮台危机。

其实，花旗集团，JP 摩根大通和雷曼兄弟的首席都是纽约联储行的董事。所以人们说纽联储常常是华尔街的喉舌，而不是警察。

早在2007年，盖特纳就提出允许银行降低储备。当危机袭击时，银行无力抵御，因为它们的财务铺垫过于单薄，无法在巨额亏损的情况下，得到保护。

在设计脱困计划方面，他反对为了保护纳税人向银行收费。他的脱困计划使得联储会手里的不良证券数额过于庞大。为了管理那些证券，他不经投标，就给跟纽约联储行关系极深的黑石集团三份合约。

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勒说，盖特纳的行动说明他分享华尔街的哲学和世界观。那种精神状态就是认为对华尔街有利的就对美国有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设计的脱困计划，就是给华尔街许多钱，使纳税人担负不必要的风险。

我们前面提到盖特纳早就主张政府担保银行全部债务。他出任财长以后，更竭力要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担保银行控股公司发行的全部债券。他的主张已经实现。目前政府担保银行债务三千四百亿美元。这就使得银行发行债券成本很低。

今天，一些大银行又神气了起来。人们认为处境困难的大银行居然报出利润（尽管耍了许多会计花招）。高盛和JP 摩根大通宣称它们要归还政府给他们的抒困钱，以便摆脱政府关于高级主管报酬的约束以及其它约束。

前面提到，参加莫耶斯节目的布莱克教授说，盖特纳要纳税人拿出两万亿美元帮助银行脱困。然而即将发表的所谓的十九家大银行“压力测验”结果说，虽然有些银行需要增资，但是不需要纳税人拿出更多抒困钱。例如，最困难的花旗集团跟政府协商，把政府的优先股转成普通股之后，只需再增资五十至一百亿美元。花旗控股公司可以变卖资产加以弥补，不需要政府增加抒困钱。美国银行需要增加三百三十九亿美元铺垫，只需把已经拿纳税人的四百五十亿美元转成普通股就足够了。

另外，“压力测验”结果表明，纽约梅隆银行，高盛和JP摩根大通状况良好。可以归还纳税人抒困钱。条件是它们不需FDIC 担保，就能够发行债券。梅隆已经在无FDIC 担保的情况下，卖了十五亿美元债券；摩根大通卖了三十亿美元债券；高盛早在一月间，就卖了二十亿美元债券。都没有FDIC 担保。

既然如此，为甚么盖特纳还要纳税人拿出二万亿脱困款？据国际货币基金报告，美国的各银行在今后两年内，还将有一万亿美元的亏损。亏损最终究竟有多麽大，谁也说不清楚。

最近访问了奥巴马的《纽约时报》经济专栏作者戴维.雷昂哈德在另一篇专栏中说，他问奥巴马，森马斯和盖特纳对华尔街言听计从，为甚么总统还重用他们？但是上周末时报杂志发表访谈录时，他并没有明确提出那样尖锐的问题。只是说总统的内圈由鲁宾的门徒们所主导。奥巴马的解释，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他们二人在极短的名单上。因为他们熟悉金融业。

金融业确实俘虏了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