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刑备忘录

中情局虐囚，用酷刑对嫌犯（主要是“基地”嫌犯。但并不限于“基地”）逼供。早已不是新闻。本栏也曾多次议论过。但是最近奥巴马政府发表由布什司法部法律顾问处书写的四份酷刑备忘录，详细记录了可以允许使用的多种酷刑，以及可以使用的“法律根据”，不但令人震惊，大开眼界，也引起了新的争论。

布什一再宣称“美国不用酷刑”。这个谎言早就没有人相信。酷刑玷污了美国的声誉，在道德上把美国降低到恐怖分子的水平，受到西方盟国的广泛谴责，并且使得惯用酷刑，施行暴政的权威主义国家为自己辩护，振振有词。贻害无穷。

对于违背美国国内法，违背“联合国反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有辱人格的待遇和惩罚公约”，危害无穷的罪行，居然以前副总统切尼为首的共和党右派和以《华尔街日报》，“福斯电视”和“若施林宝脱口秀”广播节目为代表的右翼媒体群起为酷刑辩护，攻击奥巴马政府公布酷刑备忘录，“削弱了美国的安全，给敌人可乘之机”，等等，荒谬绝伦的反击论调。

绰号Darth Vader （“星战”中主要反派人物）的切尼在“福斯新闻”上说，“（那些“强化审讯”方法）行之有效。使我国享有七年平安”。前后四任中情局长也都这麽说。布什政府最后两年中情局长麦克.黑登声称，他们从囚犯那里取得最大限度的情报。他特别提到（“基地“分子）阿布.祖贝达和九。一一主要策划人哈立德.谢克.穆罕默德。

果真如此吗？用酷刑waterboarding(把裸体囚犯蒙头浇水，模拟溺毙。公认的违法酷刑，从西班牙审讯异端的宗教法庭起，暴政惯用的刑罚。二战后，美国曾把它当作战争罪，予以审判。)审判阿布.祖贝达，获得大量情报之说，始于2007年十二月十日。曾经参与捕获祖贝达的前中情局干员约翰.卡利亚寇在ABC新闻节目上说，对祖贝达施用水刑，三十到三十五秒钟，就使得祖贝达开始合作。从那时起，他回答了每一个问题。但是卡利亚寇并无第一手资料。对祖贝达用刑是在中情局在泰国的“黑狱”进行的。当时，他在弗吉尼亚北部的CIA总部，并不在现场。据新解密的司法部备忘录，对祖贝达用水刑起码八十三次。并非一次解决问题。

更重要的是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于2006年访问了祖贝达，有详细记录。祖贝达于2002年三月在巴基斯坦被抓获。最早在泰国由联调局FBI的两名干员用传统的建立“亲善关系”方法，甚至亲自照护他治疗枪伤，诱使嫌犯回答问题。在早期审讯中，祖贝达供出最重要的情报，指穆罕默德（祖贝达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穆赫塔”）是九.一一的主要策划人。

问题出在中情局把他当作“基地”第三四号人物，应该知道更多。到八月初，即祖贝达被捕後五个月，已经交代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才开始对他用水刑逼供。先是把他颈部用毛巾缠住，把他一再往墙上撞。後来他说：“我被放在一张像是医院病床上，用皮带紧紧绑住。在我脸上蒙块黑布。往布上浇水，使我不能呼吸。”请注意，司法部在2002年八月一日，才发出秘密法律意见，批准对祖贝达施用酷刑，包括waterboarding. 但是祖贝达并非“基地”高层人物。早已交代了他所知道的一切。

奥巴马政府公布的司法部酷刑备忘录由该部法律顾问处分别于2002年八月和2005年五月发布。2002年八月的备忘录把酷刑重新界定为造成肉体痛苦“相当于严重身体伤害，诸如器官衰竭，身体功能障碍，甚至死亡。”或者“造成精神痛苦，引致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严重心理伤害”。

做出这样的结论是法律顾问处律师 余约翰（译音， John Yoo，韩裔。现为加州‘柏克莱大学教授）和他的上司杰. 拜比（Jay S. Bybee, 现为终身职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联邦法官）的杰作。他们提出的理由是美国法典执行联合国反酷刑公约禁止用酷刑的条文“不准确”。

这两人还在第二个备忘录中，具体提出可行的十种刑罚，都是“陆军战地手册”所禁止的。包括侮辱性的掌嘴；把囚犯身体一再往墙上撞；要囚犯做难忍的姿势；不让睡觉；捆绑起来塞住口，放在棺材里（因祖贝达害怕昆虫，就把棺材里放进许多昆虫—切尼说“那些昆虫没有毒！”）；水刑，等等。中情局对祖贝达和穆罕默德一共施用水刑二百六十六次。

2005年五月，法律顾问处的首席副助理司法部长布莱德贝瑞（Steven G. Bradbury）又提出了三份备忘录，重复余约翰和拜比的论点：酷刑并不违背美国法典，也不违背联合国反酷刑公约。他声称“裸体，操纵食物，不让睡觉”只不过造成并不严重和短暂的“不舒服”。他说，囚犯每天能够摄入一千卡洛里，比美国的某些减肥计划还多！

布莱德贝瑞的备忘录还透露中情局秘密监狱（“黑狱”）关押囚犯总数九十四人。对其中二十八人使用过“强化审讯”方法。据《纽约时报》报道，国防部将于五月二十八日公布更多虐囚照片。那些照片将表明，对囚犯施酷刑并非脱离常轨现象，而是普遍现象，远远超过阿布格莱布的狱墙。据前国务卿鲍威尔的幕僚长劳伦斯.威克森在国会作证称，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国监狱里，有一百多囚犯死亡。军方定性至少二十七人被谋杀。这些人被踢死，闷死或淹死。美国人不仅对囚犯实行酷刑，而且任意杀人！

尽管“酷刑备忘录”透露的问题十分严重，奥巴马宣称不会对执行酷刑的中情局人员和草拟备忘录的司法部人员起诉，甚至反对成立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这是当前争论的重大问题。主张调查惩办者说，美国是个法制国家。任何人不能凌驾法律之上。反对者称，调查惩办将会造成国家大分裂。且听下回分解。

旅美三十年 --回忆片段（六）

在主流媒体发表言论

赵景伦

尼曼计划结业以后，我就向主流媒体言论版投稿。较早见报的是关于毛泽东的一篇，刊登在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洛杉矶时报》言论版上。我说，毛是人，不是神。但是即使把他的形象缩小，他仍然是个巨人。原文的题目是：“Mao Is Cut Down to the Size of a Giant”。我写道：”不论他犯了多少错误，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肯定的。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他是民族英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诗人和书法家。”

这个观点在九天前，八一年七月十五日见报的《纽约时报》“读者来信版”我的一封信（“The Diminished Mao Is Still a Giant”）里，已经相当详细地表述了。后来我给《费城问询报》投稿。言论版编辑问我，还发表过甚么文章。我把《洛杉矶时报》那篇给他看。他很欣赏。但又不便转载。就让我改头换面，换了个题目“Mao Tse-tung may be dead but Maoism isn’t”, 八一年八月三十日见报。

同一内容文章先后在三份大报见报。当时在“美国之音”工作的老朋友徐元约对我说：美国乃至西方媒体对毛的评价以负面的为多，有的把他跟斯大林，希特勒相提并论，把他妖魔化了。我那篇正面评价的文章很少见，所以引人注意。“美国之音”内部也议论纷纷。其实，那也是我写那篇文章的原因。短文不可能全面评价。我认为毛也有悲剧性的一面。

《纽约时报》为记者包德甫派驻北京召开记者会，由当时任执行总编辑的Ab Rosenthal 亲自主持。那是我同他见面唯一的一次。我把一篇“论中国的改革”寄给时报评论版。不久，Rosenthal 亲自给我回信，表示愿意采用。但是需要做些修改。以后由言论版编辑出面同我联系。局部小修改两三次后，时报给我发来一张片子说，准备近期刊登那篇文章。如果我出门旅行，请留下联系办法。那篇文章于八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见报，位置显著，并由该报艺术家配了一条巨龙画面。

见报当天，费正清来电话祝贺。台湾行政院新闻局驻美办事处主任，尼曼学长江德成也打来电话，称赞文章“文笔优美”。

后来，时报又刊登了我十来篇信件。六四风波以后，就再也没有登过我的作品。不过同时报打交道，它的言论版和来信版编辑作风严谨。不任意改动来稿，而总是跟作者商量，征得同意。对于来信，总是来电话核对是否真是作者所写，并且通知见报的大略时间。

不过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合办的《国际先驱论坛报》(2002年 时报买了《华盛顿邮报》拥有的那一半股权。成为时报公司独家拥有的报纸。)后来刊登了我另一篇关于中国改革的文章。“对外关系理事会”的朋友罗兰.布什纳（以后还要提到他）特地给我从巴黎寄了一份剪报来。

我住在剑桥四年。给《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写的文章比较多。

八一年七月八日见《箴言报》的“中美关系—一个中国人的看法”（Sino-American Ties: a Chinese view）也许是我在美国主流媒体言论版上发表最早的一篇评论。开宗明义，我写道，“就在里根总统把共产主义说成‘一个脱离常轨现象’ 的当天，他的国务卿宣布有可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售武器。谁也不会争论（里根）政府提升美中关系的逻辑。需要驯服北极熊。但是中美关系的基础不应仅限于战略利益。”

八二年下半年，美国舆论界出现一批集中攻击中国的言论：Harper’s 月刊说中国“臭不可闻”（stinks）; 保守派大佬威廉.巴克雷说中国的制度“丑恶可憎，具压迫性“（odious and repressive）; 众议员约翰. 勒布悌里埃引用索尔仁尼琴的话说，中国人比斯大林治下的俄国人还要糟。《纽约时报》的包德甫把中国描绘成邪恶的警察国家。

对此，我写了一篇《挑剔中国（成为）新的时髦》（Picking on China—a new fashion）刊登在《箴言报》八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言论版上。我写道：“中国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美国占世界产值四分之一。两国联手可以成为世界事务中最积极的因素。”“两国的共同利益具压倒性，而且不仅在战略方面。尽管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两国人民在气质上却很接近。有时甚至彼此互相迷恋。”

八三年，美国给十九岁的女网球手胡娜政治庇护。中国方面反应强烈，有人出来喊话，要胡娜返回祖国。我写了一篇“胡娜事件的教训”（The Hu Na case—some lessons to be learned）刊登在《箴言报》八三年五月十日言论版上。双方都有点小题大作，把事情弄僵了。胡娜不想回国，给她个学生签证就行了，不必搞政治庇护。中国方面也没有必要出来喊话。

八五年一月十三日《费城问询报》言论版刊登了我的“中国回顾文化革命”（China looks back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其实题目是《问询报》安的。讲的并不是回顾文化革命，而是改革开放正在改变人们的观念：反对教条主义，主张研究新问题，得出新结论。

八九年六四风波以后，再想在美国主流媒体发表言论就难了。我想方设法开辟新园地。找到了《迈阿密先驱报》（The Miami Herald）。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前夕，我写了一篇“别担心—香港会更好”（Calm Down—Hong Kong will be OK）, 发表在《先驱报》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言论版上。



1998年底，美国众院发表以加州众议员考克斯（Rep. Chris Cox-R-Calif）为首的委员会报告，诬指中国“盗窃美国核机密”。《纽约时报》为此发表社论。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我在《先驱报》1999年三月二十三日“其他观点”版（Other Views, 即不同意见）上发表文章“U.S.’s Chinese Scapegoat”,予以反驳：指控提不出任何证据。中国完全有能力自己设计出微型化的核弹头。即使是“其他意见”也行，能见报就好。

对于《纽约时报》对中国的大量负面报道，我写了一篇长文“The New York Times’ War on China”在加州《亚洲周刊》（Asia Week）上发表。后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讨论媒体与美中关系的会议上，用做参考文件。

为主流媒体言论版写评论，当然利用了我多年作为《北京周报》编辑的经验。但是抛弃陈词滥调，套话，空话，排除一切顾虑，放开手写。摆事实，讲道理，还远远不够。要针对读者可能存在的成见，有的放矢。更要讲究文字。俏皮而不庸俗。简短有力，切忌重复。用强动词比堆砌形容词有力量得多。学写专栏，可以参考《纽约时报》Maureen Dowd 的作品。词汇极为丰富生动。

除在主流媒体发表文章之外，还上主流电视，发表言论。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起，里根访华六天。他是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以后，第一位美国总统访问北京。随行记者六百人。在关键性的台湾问题上，双方没有取得进展。五月一日，里根回到安克雷奇。ABC 请我去参加特德. 卡波儿（Ted Koppel）的“夜线”节目。（推荐人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白莉娟，我们叫她“小白”。现在是委员会副总裁）。晚十点多，ABC 派一辆大轿车来接我到ABC 新闻部。有人来接我跟司机到一间小起居室，摆着一桌小吃，虾，水果，面包等等。司机Jorge 是西语裔，很热心。用1000度快片拍了许多照。然后到隔壁化妆，不过上点粉，免得脸上闪光。

先上楼去拍一张预告像。到十一点二十，戴上耳机和Ted 开始通话。我说我是法拉奇的朋友，要反过来采访Koppel。他很滑。根本不答应任何事情。参加当晚节目的中国问题专家欧迈格（Michael Oksenberg）和 ABC 记者 Sam Donaldson 都接着我的话，说要采访Koppel。据说，当天还请了宋楚瑜参加节目。当时宋好像是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的负责人。他特别打越洋电话到哈佛尼曼基金会找到来自台湾的尼曼学者（据说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来头不小），问我的背景。答复是一个来自大陆的普通人。没有政府背景。宋楚瑜终于拒绝了邀请，没有来。才临时请了欧迈格。

Koppel 的第一个问题是中美有无共同战略利益。当然有。接着又问中方删节里很讲话的问题。谈到台湾问题时，我说需要时间。也许香港回归，做出榜样，会有帮助。我乘机说，美国人应该容易理解中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切。你们为了防止分裂，维护国家统一，打了一场异常惨烈的南北战争，死了六十多万人。

后来听说反应不错。可是回顾起来，我说的英文不如写的流畅，漂亮。写文章可以字斟句酌。上电视，没有时间讲究修辞。

六四风波，公共电视PBS的 McNeil-Lehrer News Hour (后来 老麦退出。只剩下雷尔)请我去参加节目。我写文章，谈话，一般预测准确。但是那次我说：李鹏似乎在掌舵（in the driver seat）。也许长不了。却是说错了。不得人心者，不一定就得下台。

“美国之音”中文部经常请我去做评论。特别是1992和1996年两次大选，请我去通宵追踪评论选情。跟普林斯登的民运之友林培瑞唱对台戏。八二年大选揭晓，中文部主任（美国人。中国人只能当副主任）问我谁会出任克林顿的国务卿。我说 Warren Christopher. 他不大相信。还是我说对了。关于美国政治，都在我的舌头和指头尖上。

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只给香港《信报》写个专栏。断断续续写些回忆录。仅此而已。

旅美三十年 --回忆片段（五）

访前国务卿腊斯克

赵景伦

一九八一年十月八日，我在亚特兰大东面的雅典市，访问了美国第五十四任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这位七十二岁老人高个子，圆脸，背已微驼，一本正经，不苟言笑。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九年，他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中，连续担任国务卿达八年之久。从一九七零年起，他在故乡乔治亚州的州立大学法律学院任国际法讲座教授，直至今日。

学院为他设立了“腊斯克中心”。他的办公室就在这座颇为别致的小楼里。办公室不大。墙上挂满了白宫和国会中历届头面人物的签名照片。这些人物大多已经作古。基辛格在《白宫岁月》里说，乔治亚州立大学只给腊斯克安排了一个兼职秘书。我到达时，才下午四点半。办公室里除老人外，已经走得空无一人。大概基辛格对卸任国务卿的境况有点凄凉之感吧。

下面是我们谈话的记录：

问：这次谈话可以发表吗？

答：可以。但是我不用录音机。你可以做记录。这儿有记录本。

问：谢谢。我自己有记录本。

答：咱们谈点甚么呢？

问：整个世界太大了。咱们就集中谈中美关系吧。

答：好。我在亚特兰大会见邓（小平）副总理时，他曾表示，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他对未来的三十年更感兴趣。你对过去感兴趣呢，还是对未来感兴趣？

问：我对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感兴趣。因为现在是从过去演变过来的，还要向未来发展。您过去长期担任重要职务，请您先谈谈过去。

答：第二次大战期间，我在中印缅战区任上校作战计划处主任，后来升任副参谋长。。。。

问：我那时也在中，印，缅战区。我被征调当譯员。但只在昆明和云南驿干了几个月、
答：我主要在印度和锡兰（现在叫斯里兰卡）。也到过中国。从那时起，我就关心中国问题。要谈中美关系，远的不说，至少得从珍珠港事件谈起。珍珠港事变以后不久，局势严重。希特勒向高加索大举进犯。在北非，隆美尔向艾尔阿拉敏突进，威胁亚历山大港和开罗。日本人在亚洲迅猛推进，并且已经逼近澳大利亚。。。。美国感到措手不及。从我们自己考虑，有理由对中国这个盟友寄以希望。但是我们对于战争对中国经济结构的破坏程度估计不足，对中国期望过高。

美国跟斯大林同意要支持国民党

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为了让士兵回家，我们迅速复员。到一九四六年夏天，我们已经没有一个师，没有一个空军大队能够投入战斗。海军舰只大多封存。还在服役的也只有少数兵员操纵。我们影响事态发展的能力大大减弱了。就在这时，斯大林在伊朗阿塞拜疆，在土耳其，希腊。。。咄咄逼人。封锁柏林，并策动北朝鲜入侵南朝鲜。你知道，我们曾跟斯大林一致同意要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可是毛取得政权后，就把美国当作头号敌人。他把过去的历史一笔抹杀，说协和医院是美国人为了在中国病人身上做试验而开设的。抓去我们领事馆人员，殴打了其中一些人。后来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中国是联合国通过决议，加以谴责的第一个国家。。。。

问：毛当时把美国当作头号敌人难道没有充分理由吗？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屠杀中国人。又挑起朝鲜战争，企图把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并且霸占台湾。。。。

答：这你们并不感到意外。假如我们成功地保护了南朝鲜和老挝，中国现在不是会感到比较高兴吗？

问：您说中国人对美国仇视，我们不感到意外。那倒是真的。你们以为中国人好欺侮，大概没有估计到中国会援助朝鲜，保家卫国吧？（我从内部了解，当时在杜鲁门政府中任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腊斯克估计中国不会抗美援朝。）

答：印度方面曾经传过话（说中国不会袖手旁观）。但是当时谁也说不准。总之，在那种情况下，改善关系是不可能的。

艾森豪威尔当政时期，杜勒斯曾经试图推行一项“两个中国”政策。但是国会通不过。这时发生了沿海岛屿事件。

问：您指的是炮轰金门，马祖。我们称之为“送瘟神”。

答：肯尼迪入主白宫后，曾跟我探讨过，改善美中关系的问题。但他是以微弱多数当选的。他担心提出改善关系问题，会引起争论，而得不到多少好处。所以决定不重提中国问题。那时，切斯特. 鲍尔斯等人曾向我试探过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我因肯尼迪有言在先，未予理会。

后来，陈毅外长参加了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你还记得一九五四年，在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拒绝跟周恩来握手的事吧？

问：当然记得。

答：可是一九六一年，在日内瓦会议上，我向陈毅伸出手去。他没有思想准备，吃了一惊，退了一步，看了看同僚们的脸色，才同我握了手。总之，那次会议上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无法实施。国际管制委员会起不了多大作用、北越不让委员会进入共产党区域，并且从未停止向那里输送武器装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给予帮助。肯尼迪感到失望。

后来尼克松访华，我个人是欢迎的。只有共和党总统才可能办这件事。若是民主党总统这样做，就会被共和党攻击得体无完肤。但是我非常怀疑在毛掌权的情况下，建立关系会产生甚么实际结果。

问：难道不是毛和周有那么大的气魄，敢于抵制苏联的压力。并有那么大的勇气同西方特别是美国，建立关系吗？

答：（沉默。。。。）新的领导更务实际。比较好打交道。

问：新领导执行的基本上就是毛和周的对外政策。

答：新领导采取了非常建设性的措施，例如恢复了大学的作用等等，沿着很好的方向发展。这一切使得别的国家比较好同中国打交道。文化革命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困难。也使别的国家都感到难办。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问：让我们谈谈现在吧。您认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应该采取甚么态度？

答：我早已离开政府。不参加美国制定对外政策的过程。只能谈个人的看法。邓副总理在这儿的时候说过，“中国仍然是‘中央王国’。别人，包括你们美国人在内，都是野蛮人！”

问：他不过是在开玩笑。

爆炸原子弹台湾来的人很兴奋

答：我认为中国人有很强的“中国感”。一九六四年，你们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从台湾来的中国人兴高采烈地告诉我“我们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请注意，他说“我们”。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说只有一个中国、我想中国人会想出某种办法自己解决台湾问题。美国不应介入，不应插手。

问：我完全同意。至少别帮倒忙。

答：我个人毫不怀疑双方正在进行接触。可能需要时间。

问：您对美国谈论卖高性能飞机给台湾这件事怎末看？

答：我估计贵国政府很不愿意诉诸武力。目前没有进犯（台湾）的计划。假如我确信北京不会使用武力。我就会在卖飞机的问题上十分谨慎。美国稍有不慎，就会两方都得罪。北京和台北都会对我们发火。

问：现政府表示考虑出售武器给人民共和国。您以为如何？

答：对于买武器给人民共和国，我并不担心。问题可能在于支付能力。邓副总理在这里时，中国主要对（美国的）科学技术感兴趣。

问：您以为中美关系的基础是甚么？

答：中国将以本身利益为基础来处理这种关系。美国也是如此。在这方面我们两国利益吻合。在这方面，善意和友谊起不了多大作用。

问：您指的仅仅是战略利益？

答：不，也包括扩大各方面的交流。但我不指望中国会对美国施甚么恩惠。

问：您对中美关系的前景如何估计？

答：我认为我们两国的关系将继续发展，逐步地，慢慢地发展。不会有惊人的跃进。中国的问题是得赚取足够的外汇。在可以预计的未来，贸易规模不会很大。

问;在美国有一个说法，认为中国很弱，在战略均势方面起不了多大作用。

答：中国之作为中国，是强大的。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并不在于它有多少颗核弹，多少挺机枪。中国人口众多，非常有才能，富有克服困难的生命力。任何国家都极不可能进犯中国。我的印象是，从长期观点看，俄国人害怕中国人。若是俄国人进攻中国，我将感到十分惊奇。

问:您曾否料到中苏分裂？

答：我不感到惊奇。跟俄国人结盟是件很不舒服的事情。作为盟国和伙伴，很难跟他们相处。中国人的“中国感”很强。会抵抗任何外国人的统治。

问：您怎么看中，美，苏三国关系。

答：我确实希望美国不要试图操纵，摆布莫斯科或北京。

问：你的意思是不“打中国牌”？

答：中国也打“美国牌”。三国应在积极的，建设性的基础上打交道，共同解决各种问题。

你们中国人有的是时间

问：您对各种世界问题怎麽看？

答：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早已不是两极世界了。四十多年来，力量已经趋向广泛分布世界各地。核武器并不能转化成为政治力量。因为不可能使用这种武器。它会污染全世界。使用者自身难保。美国的影响已经不如1945年时那么大。苏联也是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正在有所增长。毛离开舞台以后，现领导人更务实际，正在稳步前进。你们中国人—北京和台湾—都不必担心。你们有的是时间。

问：还有点时间请谈谈波兰。

答：波兰向苏联提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致命的问题。俄国人敬仰波兰人的蛮干劲头—他们明知会失败，也将战斗。我敢说苏联大概不会进兵波兰。果真进犯，我将感到十分惊奇。

问：我在写一本关于美国的书。

答：那太好了。但你写书时，请记住美国宪法和政府制度极为复杂。厄尔.华伦首席大法官曾经说过：假如美国政府各部门都严格遵照宪法行事，就会整个陷入僵局。要使我们的制度行得通，得花很大的力气和时间。国务卿要花极大的精力，才能取得各方意见一致。

问: 但是一旦发生危机，贵国政府还是能够迅速应付的。

答：对。古巴导弹危机时，肯尼迪把情况告诉国会。参议员中没有一个提出过总统的行动是否符合宪法的问题。危急时刻总统的确有很大的权力。

问：谢谢你的接见。

答：谢谢你来访问。

金融资本俘虏了政府

我们上周谈到奥巴马把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长瑞克.魏刚纳送上了断头台。但是造成危机的金融业头头们却没有一个掉脑袋。这是为甚么？

我们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困境“一文中谈到美国国际集团AIG 拿纳税人钱的去处以高盛拿得最多，达二百十九亿美元(后来的报道说是一百三十亿美元现金和抵押品，等等)。政府（当时的财长保尔森是高盛前CEO）关闭了贝尔斯登，迫使雷曼兄弟破产，却救了AIG，也就救了高盛。说得露骨一点，救AIG 为的是救高盛。救雷曼只需四百五十亿美元。保尔森不干。却拿出一千七百亿去救AIG。难怪引人议论。

在保尔森以前，另一位前高盛CEO 罗伯特. 鲁宾（曾被评为“最不道德”的十名华尔街大亨之一。八年之间，几乎搞垮了花旗集团，拿了一亿二千六百万美元现金和股票，拍拍屁股走人）曾经是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所以有人说“高盛即政府；政府即高盛。”也许略有夸大。不多。人们称Goldman Sachs 为 “Government Sachs”。

前面提出的问题得到了解答：金融业头头们没有掉脑袋，而且今天特别是高盛又趾高气扬起来，原因乃在于金融业有效地俘虏了政府。

高盛扬言它本季度赚了大钱，要把拿纳税人的钱一百亿美元归还给政府，以便摆脱对奖金和主管报酬的限制。它宣称本季度利润十八亿美元，并且以三位数的股价卖了五十亿美元新股票。但是它耍了个花招，把财政年度改为日历年度，从而把亏损了十多亿美元的十二月份，排除在季度报告之外。其实过去七个月，高盛一共亏损了十五亿美元。

高盛在去年十一月最低点，股价跌到五十二美元，比最高点二百五十美元跌了百分之八十。最近又恢复到一百十五美元(二十二日收盘为一百二十点四九美元)。正因为高盛善于操纵政府，所以比尔.盖茨说，他的最大竞争者不是别的高科技公司，而是高盛。

政府救了AIG , 使纳税人成为八成股东。政府还派了爱德华.李迪担任AIG 的首席执行长。只拿一美元工资，声称为公众服务。但是此人是高盛董事和审计委员会成员，直到去年九月接掌AIG 为止，从高盛赚了三百万美元。也是托政府救了AIG 之福。

《大西洋》月刊五月号刊登国际货币基金前首席经济师赛门. 约翰森的文章“安静的政变”，尖锐地分析了金融业“政变”的来龙去脉。

谁都知道，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美国金融业造成的。它们在政府默认下，进行豪赌，直到不可避免的崩溃。放松监管，低利贷款，鼓吹住房所有权（布什所谓的“所有权社会 ”）。。。。所有这些政策都对金融业有利。过去二十五年是金融业大发展的四分之一世纪。从里根开始，克林顿和布什的解除监管政策以及八十年代保罗.沃尔克的货币政策，利率大幅波动，有利债券交易赚钱。证券化的“创新”，利率互换和信用违约互换，大大扩大了金融业赚钱的机会。

1998年，“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布鲁克斯来.伯恩企图监管信用违约互换，无人理睬。当时，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鲁宾的副手，森马斯就是竭力主张解除监管的主将。

从1973到1985年，金融业的利润，从未超过公司总利润的百分之十六。到1986年，比例达到百分之十九。九十年代，在百分之二十一和百分之三十之间波动。近十年达到百分之四十一。报酬也相应提高。1948到1982年，金融业平均报酬在国内私营企业报酬的百分之九十九到百分之一百零八之间波动。从1983年起，金融业报酬扶摇直上。到2007年，达到一百八十。进入高盛可以青云直上。所以人人争取。

过去说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就对美国有利。现在是对华尔街有利的，就对美国有利。华盛顿内幕人物认为金融机构和自由流动的资本市场对于美国在全世界的地位，具有核心重要性。

我们前面说过金融业头头进入政府，再回到金融业的“旋转门”。保尔森的前任约翰.斯诺离开政府後，担任Cerberus 资本管理（最大的私人股本投资公司之一，克莱斯勒的母公司，拥有后者八成股份。）头头。“格老”离开联储会后，担任 Pimco 顾问。那是世界债券市场上的最大角色。甚至两位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 Myron Scholes 和 Robert Merton 也在1944年成为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的董事。不过这家公司到九十年代末就垮掉了。

事情是人做的。看甚么人来做，2008年三月，贝尔斯登大廉价卖给摩根大通，几乎等于送礼。摩根大通的CEO 杰米.戴蒙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这宗交易就是纽约联储跟财政部一道撮合的。高盛的主管和前任主管们为高盛安排了多少大礼，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

金融业能量之大，还表现在它抵制政府对信用卡加强管理和帮助购屋人降低付费的计划。政府和国会要通过修改破产法，帮助购屋人降低抵押贷款每月担负的费用；防止信用卡公司提高利息和各种费用的努力，正遭到金融业的强力抵制。金融业跟共和党人联手阻止通过有关立法，据说目前略占上风。

更严重的是实力雄厚的金融巨头们还竭力阻止需要实行的改革。且看奥巴马对付坐大的金融业有甚么招数。

旅美三十年 --回忆片段（四）

郭尔示范代议制民主

赵景伦

前副总统小阿尔伯特，郭尔（Albert Arnold “Al” Gore, Jr.）跟我在哈佛和Vanderbilt 两个学校先后同学。他上哈佛本科；然后到纳什维尔上Vanderbilt.先是上的神学院；以后转到法律学院,但是没有拿到学位，就成功地参选国会众议员。我是先在 Vanderbilt拿了硕士，再转到哈佛。

除了这段渊源之外，我在尼曼的同班南希是《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的摄影记者。跟曾在该报当过记者的郭尔很熟。通过她的安排，我于1981年十一月七日跟郭尔在纳什维尔见面，跟他跑了一整天，访问他的选区选民，了解了美国代议制民主的一个生动的侧面 。

那时，郭尔才三十三岁。五年前，由田纳西州第四选区的选民送进了国会众议院。年仅二十八岁的郭尔是最年轻的议员之一。我认识他时，他已经当了三任众议员，当时是众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的成员。享有年轻有为的美名。那时就有人预言他有朝一日可能当上总统。

据我的记录，我对他的印象是：高个子，相当英俊 能言善辩，动作敏捷。从交谈和观察中，了解到他喜欢读书，知识面相当广，善于动脑筋，比较接近普通人。跟那些专门走上层路线的老政客们有所不同。他的父亲老郭尔曾任参议员多年。是个有声望的自由派民主党人。由于反对越战，而在保守的田纳西州落选，当时任西方石油公司所属岛溪煤矿公司总经理。正在跟中国洽谈在华投资经营煤矿事宜。他们父子在田纳西州的迦太基拥有相毗邻的两个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农场。在这一带颇有势力。

经常访问选区居民是美国政客的必修课。但是勤惰有别。郭尔自称他是最经常，最勤快，跟选民联系最多的议员。五年来，已经在他的选区各地举行了九百八十多次公开会议（open meeting）。他把选区内各居民点输入电脑，定期访问每一个居民点。人多的地方每八周去一次。人少的地方几个月以至一年去一次。但是没有地方在他的地图以外。哪怕只有三五个人，他也要去访问交谈。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每星期六一早，从华盛顿飞到纳什维尔。然后开车前往各居民点。第二天飞回华府时，已近中午。所以他每个周末只有半天时间跟夫人和三个女儿（八岁，四岁，和两岁）相聚。这种情况在夫妇形影不离的美国上层人物中，并不多见。

十一月七日是这样开始的：郭尔清晨五点起床，稍事梳洗，就开车到机场。把车存好，登机飞到纳什维尔。从七点到八点半，他在州政府大厦众院会议室，向来自全州各地的大学生代表们讲话。我跟他约好八点半在会议室门口见面。八点半整，他连走带跑快步来到门口。稍微寒暄了几句，就说，“走吧”。跳上汽车，立即开动。

汽车高速开出纳什维尔。他一只手掌握方向盘，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日程表。从遮阳板后面取出地图，指给我看这一天的日程。我一看，排得满满的，几乎要溢出来。难怪他车子开的那麽块。他安慰我说：“你放心。我是个非常好的司机。而且非常小心。”我说：“可是你现在时速七十多英里超过时限（五十五英里）太多了。你不怕吃罚单，以至吊销执照吗？”他笑了笑说：“在公路上巡逻的警察我大多熟悉。他们一般只是说，”开慢点吧。注意安全。“他放下日程表和地图，又取出一个闹表对时。我当时并未经意。

我们的第一站是到纳什维尔东边不远的黎巴嫩市一所小医院去探视郭尔的朋友，因意外事故受伤的一个农场主。他一进病房，就被病人家属和医护人员包围。慰问病人没说几句话，人们就把话题转到为当地筹建一所护士学校的问题上来。在美国，人们不大愿意当护士这一行，又脏又累，待遇也不高。黎巴嫩地区长期以来缺护士。想建立一所护士学校。但是必须要华府批准补助、可是政府说不缺护士。注册护士人数的确不少。但许多人不干本行，而是在家看孩子，或是干别的活。这个矛盾不好解决。众议员把人们的要求记在小本子上。答应到国会去争取。

离开医院，汽车奔驰在乡村小道上。郭尔一声长叹。原来他怕耽误时间，想抄近路，却迷了路。沿途问了一些林中打鹿的猎人，没有一个知道“节欲楼“这个小地名。当我们驰过碎石小道，终于到达目的地时，已经十一点零六分，比预定迟了半个多小时。郭尔说：”真倒霉，我很少迟到。“幸好居民们耐心等候，在社区中心会议室里，还聚着三十多人。众议员和在场的人一一握手，表示欢迎，并为迟到致歉。公开会议立即开始。众议员请大家对国家面临的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并对国会正在辩论的议案表示看法。这时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人在门口出现。众议员介绍说：“这是约翰.麦道克斯先生，我的行政助理。有甚么具体问题需要我们帮助解决的，请到外面跟麦道克斯先生面谈。”此时这位助理已经在发纸，请选民们留下地址电话。后来郭尔告诉我，他把与会的人名地址都输进电脑。他在华盛顿办公室有工作人员二十人；另外在田纳西的办公室还有十人。大部分工作人员的工资由联邦政府开支。也有些年轻人，大学生是义务工作人员，不领工资。他们来众议员办公室帮忙，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也是为了建立关系，取得政治经验。

郭尔说，他每八个周末当中，有七个周末要访问选区居民。路线和时间表由工作人员用电脑进行安排。大体上是由纳什维尔出发，向东向北，再返回。一般转一个圈，行程三百多英里。所到之处，事先登报，通知居民公开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有时也发个别通知。郭尔在竞选过程中，已经在选区各地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现在这些人成了他联系选区居民的纽带。他说，他会见选区居民，来往机票可以报销。汽车保养维修和汽油则自己负担。他的车相当新，跑了不到两万英里。这是专为访问选区居民用的车。在华府，他和夫人另外各有一辆车。他的助理自己开车随同访问。但因此人最近当选田纳西州退伍军人组织主席。周末有自己的事要办。众议员让他晚来早走。

在节欲楼参加公开会议的三十三个人当中，男女老少都有。上年纪的和妇女居多。这里是农业区，并不富裕。农民家庭里大多有人在附近工厂工作，以补家用。目前经济不景气，失业现象严重。人们对此普遍表示担忧。另外，即使在这个乡村地区，犯罪率也在上升。人们对于监狱人满，罪犯假释出狱以后又再犯罪，很有意见。有个满脸胡茬，面色铁青的中年人说，他坐过牢。那不是个使人改恶从善的地方。一位颇为精干的妇女建议不应把小偷小摸跟作恶多端的重罪犯关在一起，提出分类关押的主张。众议员听了表示赞赏。他说，政府为了省钱，把轻重罪犯关在一起，使本来可以从善的人，变得更坏。出狱后，再犯重罪。给社会造成更大损失。他说，他常常从选区居民那里听到很好的意见。对于他的立法工作很有帮助。他认为访问选民跟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质量图”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告诉他中国也重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听取意见，改进工作。人民代表也常到各地视察。他表示惊异。以为只有美国的代议制才代表选民的意志。

在节欲楼的会上，还有人问，既然有一百多万人签名要求撤换内政部长瓦茨，为甚么总统不顺从民意。众议员答称。总统刚刚亲自告诉瓦茨，表示对他非常满意。郭尔本人对于瓦茨不重视环境保护很有意见。但是他说，美国人目前并不十分关心生态问题。还有两亿多人没有在呼吁书上签名呢！

说到这里，忽然听到众议员身上的电子闹表响了。只见他轻轻一拍口袋，中止了响声。宣布公开会议到此为止。他再一次感谢居民前来开会，并立即开始了个别谈话。后来郭尔告诉我，在三十分钟的个别谈话中，主要是退伍军人对“退伍军人总署”不满，要求众议员帮助解决医疗和福利问题。在这三十分钟里，我同来开会的人进行了交谈。他们对于众议员跑到穷乡僻壤来跟他们会见，征求意见，表示非常满意。并且指出过去的议员也到附近一些地方来。但是只找有势力的企业家谈话。

我们再次上路时，郭尔又拿出闹表对时。他告诉我，他用两块电子闹表。第一块闹表发出响声，表示时间到了，公开会议应该结束。第二块闹表发出响声，表明他应该立即上路。通常公开会议进行一小时；个别谈话半小时。由于他带了一位行政助理，帮他处理具体问题，从而节省了时间。但是要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及时赶到下一站，已经来不及停下来吃午饭了。我得陪他饿肚子。他表示很抱歉。路过小店时，他跳下车，用角子从机器里买了一瓶饮料。车门上挂着个托瓶装置。正好把瓶子放在里面。他用腿掌握方向盘，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一面喝饮料，一面向前飞驰。

当我们赶到麦克明威尔时，已经下午一点十六分。尽管没吃饭，仍然迟到了十六分钟。公开会议在法院里举行。这里刚翻修过。跟其它城市的法院一样，非常整洁。麦克明威尔是个一万二千五百人的小城市。虽然人口比节欲楼略多一点、但是到会的只有十八人。照例是众议员跟到会者一一握手寒暄。这里的选民对于里根削减福利很有意见。对于社会安全制度能否保得住十分关切，众议员浅显形象地解释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会使社会安全基金收入减少，支出增加。若干年后有可能发生大问题。他阐明了民主党的观点：“里根经济学”行不通。除非高得吓人的利息率降下来。光靠减税是刺激不了投资的。而且里根承认八四年平衡不了预算。通货膨胀的压力会更大。经济可能会陷入萧条。

选区居民当中有两位女大学生，对里根削减给学生的低息贷款很气愤。问众议员有没有办法阻止。众议员说，投反对票呗。但是他表示给学生贷款应该加以控制。据他了解，有些学生拿了低息贷款去买高息证券赚钱。他认为只有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才应该得到贷款。这个意见得到好几个人的响应。有个肨大的老工人说，他亲眼看到有个人开了一辆一九八二年的新凯迪拉克轿车，到超级市场用政府补贴的食品券买大虾和高级肉。众议员听了有点激动，他说，国家的未来要靠大家自觉行动起来去塑造。

我们到斯巴达的情况跟前两处差不多。这里要说明一下，田纳西州东部的一些地名采取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国家如黎巴嫩，迦太基，斯巴达等，多少有点根据。例如黎巴嫩多雪松。这里有个地方也多雪松。于是取名黎巴嫩。

开过三个公开会议后，换了个花样。郭尔要到克罗斯维尔一个晚餐会上，做一次演说。由于时间比较充裕郭尔把车放慢速度，缓缓驰入这个田纳西中部高原小镇。这是个轻工旅游地区，气候凉爽，风景宜人。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人们在这里开年会。邀请郭尔来讲政府政策跟老年人的关系。我们走进会场，几张长桌上摆着松果，红叶，山葡萄等，象征秋收的喜悦。我们饿了一天肚子，看到铁扒烤鸡，真是垂涎欲滴。坐下来狼吞虎咽，飽餐了一顿。可是众议员没有给老年人带来好消息。政府削减福利开支显然对老人不利。他最后气愤地说，最近政府又给已经肥得流油的大石油公司一百二十亿美元的税收优惠，却声称负担不起老弱病残和穷人的福利开支！人们对于里根利肥损瘦的再分配政策表示愤慨。

在克罗斯维尔市内，郭尔开了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公开会议。但是日程并未就此结束。我们又赶到当地一个剧场，参加一出新戏的首次上演仪式。郭尔每离开一地，就深深叹口气。现在他已经累得不断喘气。但是为了会见更多人，为了上地方小报，他强打精神来到剧场，把曾经飘扬在华府上空的一面国旗连同一面田纳西州旗一起献给剧场。赢得台下国家意识强烈的山区居民热烈的掌声。但是既然来了，就不便中途退席。尽管这出闹剧实在糟糕，也得硬着头皮看下去。终于幕落散场时，已经夜里十点半钟。他一出剧场就大叫上当。其实对于一个政客来说，只要政治上有利，他就是再累再烦，也是愿意干的。不过这位年轻力壮的众议员确实已经到了强弩之末。我们驱车回到他在迦太基的农场住宅时，已经过了午夜。他把我带到客房，打开暖气，就去浴室。不过一分钟就出来，跟我道了声晚安，回卧室倒头就睡了。显然精疲力竭，连澡都没有洗。我走进浴室一看，连一条大毛巾都没有。只好稍事漱洗，免了淋浴，上床休息。

我们次晨七点起床。在上飞机以前，驱车顺路到山谷对面他父亲的农场去拜访老参议员。晨雾笼罩峡谷。站在这所金碧辉煌大花园豁亮的大玻璃窗前眺望一弯河水在山脚下流过。我感到这新一代议员似乎比他的前辈们多了一点朝气。

以上是我于八一年十一月十日在剑桥整理的记录。

以后，我们保持通信。我曾到他的众院办公室看望他。1982年我到费城采访民主党中期全国代表大会，又见到他。1984年他当选参议员，我向他致贺，说他代表全州将更忙，耽误更多午餐。要饿肚子。他回信说，饿肚子也值得。

他果然不负众望，青云直上，当上了副总统，并且几乎当上总统。2000年大选，他赢了总票数。只因保守的高院五对四票裁决，输了佛罗里达，也就输了白宫。安慰奖是他因关注环保，特别是地球变暖问题，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喜欢读书，善于动脑筋想问题。这样的美国政治家并不多。

旅美三十年 --回忆片段（三）

哈佛众神

赵景伦

哈佛是一座神殿。名教授们至少够得上半个神（demigod）。六十年前，我去听二战后名气最大的 政治学教授 Carl J. Friedrich 的课。第一次到课堂，只见人头攒动，一间大教室座无虚席(有点像西南联大时吴宓，刘文典讲红学的盛况)。我没见过这位名教授，就问旁边一位同学，“那是 Carl Friedrich 吗？”他说，“是啊，那就是上帝！”基辛格就是这位上帝的大弟子。我跟基辛格同年，并且同时在哈佛。但是并不相识。

使我受益最大的是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我上了他逝世前开的最后一门课Ec245a。后面那个a, 指的是一学期（不是全年）的课程。那是经济学说史课程。熊彼得主要讲的是瓦尔拉（Leon Walras）。他特别推崇这位法国经济学家，誉之为“所有经济学家当中，最伟大的一位。”因为瓦尔拉跟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同为“边际学派革命”的主要人物，并且人称“普遍均衡论之父”。

熊彼得着重讲了瓦尔拉的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说“企业家既不赚钱也不亏损”（即零利润）的均衡状态，并不是纯理论。他不止一次在闲谈中，流露出对企业家的同情。他说，企业家亏损的比赚钱的多。

向熊彼得个别求教并不难。走进他的办公室，就能天南地北，海阔天空闲聊，从维也纳一直谈到中国内战。他特别提起很有才华的我的同胞浦寿山（后来用名浦山），说他恨不得拿起枪，去打蒋介石。（浦山跟我在哈佛时，正值解放战争高潮。）

熊彼得个子不高，倒三角形大脑袋，额头两边特别隆起，里面装的学问远远不止五车。奥地利德语口音的英文慢腾腾地遣词造句很讲究。他于五零年一月八日去世。一代宗师撒手人寰，使我们当时在哈佛的人哀悼之余，感到震惊。

那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了。

我八零年第二次来到哈佛。过了几天，校长德列克. 鲍克(Derek Bok)会见我们尼曼和其他计划的学者。我第一次见到他，因他曾为我的护照问题，亲自打电报给外交部询问，我就向他道谢“Thank you for intervening on my behalf.” 他一愣，客气地说，你的英文说得真漂亮。其实一句简单的话，只不过不是中学生语言而已。

鲍克从1971到1991，当了二十年校长。2006年，森马斯（现在是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被迫辞去哈佛校长职务以后，鲍克又回来暂代，直到2007年，珠.吉尔品.福斯特接任第二十八任校长为止。

鲍克毕业于斯坦福。在哈佛法律学院拿了法学博士学位。精明能干。他的夫人西赛拉(Sissela)更不简单。她是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纲纳. 缪达尔和阿尔瓦. 缪达尔（两人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纲纳同海耶克同获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阿尔瓦获1982年和平奖）的女儿。她是哈佛哲学博士，社会活动家。

尼曼学者在哈佛进修一年，除任意旁听任何课程之外，每人要选一门课。我有幸有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愿意担任我的特别导师。每星期六上午，到他家去谈德.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和有关问题。

有人给他贴上“新保守主义”的标签。他跟新保大佬欧文.克里斯朵尔合编过保守派的Public Interest季刊。后因意见不合，而分手。他不赞成把思想当成一个整体（holism），只有一种倾向。他自称“经济上，他是社会主义者；政治上，他是自由主义者；文化上，他是保守主义者。”他认为，自由竞争造成的社会不公平，需要政府政策予以纠正。他很不喜欢流行文化，更不喜欢权威主义政治。他在1981年七月十五日给我的信里，特别强调要我注意“cross-cutting issues”--美国资本主义的两个相反的方面：宪法和法律的基本架构给了人们一定程度的自由和权利。但是人们同时应该注意到美国的许多缺陷。他特别强调的是文化的庸俗性和严酷的贫困。

他的著作《意识形态的终结》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被时报文学副刊列入二十世纪后半最重要的一百本书名单。有两本著作被列入名单的殊荣另外只有艾赛亚.柏林和汉娜. 阿伦特。其实他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论文集《曲折的通道》也是很有影响的著作。美国立国二百周年时，他写的“美国例外论的终结”，后来又写了再论，强调美国的公民社会，都很有参考价值。

目前世界经济衰退严重，人们时常谈起罗斯福的“新政”。贝尔说，当时左派把“新政”说成是拯救资本主义。右派则指为“缓进社会主义”。他认为那是他所谓的“规模匹配”（matching of scales）—市场已经全国化了，而监管机构仍然是区域性的。所以罗斯福建立了全国性的监管机构，并建立了社会安全和存款保险制度。

我们谈的比较深的是社会发展前途难以预测，因为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他说，那不是量子力学意义上的不确定性。这个观点有点像卡尔.帕泊尔对“历史发展绝对规律论”（historicism, 有的词典解释为“历史循环论”，并不准确。）的批判。

贝尔是个敦厚长者。他请我们全家到他家作客，过感恩节。他亲自下厨烤火鸡和配佐料。非常可口。这位大学问家还是个烹调好手。（他的夫人佩尔（珍珠）是文学批评家。似乎不大做家务。）饭后吃苹果，我用小刀削皮，从头到尾不断。他大为惊叹。美国人吃苹果一般擦一擦，就带皮啃。所以把马屁精形容为“擦苹果的人”。

他的健康问题主要是眼力差，影响了他著书立说。近年已经很少见到这位九十老人的作品。

关于贝尔的身世，他在1995年二月八日给我的信里说：“我部分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我的父亲在我还是个婴儿时就去世了。我的母亲在一家工厂里做工。工时很长。（因为我的纯粹普罗阶级背景，我能够经历文化革命而生存下来。但是孤儿院是犹太社区办的。这个社区总是非常团结而且非常关心人。）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著名汉学家。我在哈佛时，常到他家去闲谈。1981年十二月，我对他做了一次访问，主要是谈文革后的中国。文章发表在美中友协刊物US-China Review 上，就是那篇把外文局领导吓坏了的访问记。其实费正清非常实事求是。对中国领导人的评价也相当中肯。

他说，邓小平对自己对别人的认识都很客观，并且能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发展。形势要求他做全民的领袖。看来他代表广泛的利益，而不仅代表一个党派。他排除了一些毛的人和“四人帮”的人。例如汪东兴退休了。但是并没有被杀。

他说，周恩来做第三把手，主管行政，赢得广泛的敬仰，因为他纠正了许多冤案，（保护了许多人）。他经过文革而生存了下来。中国有他，十分幸运。

费正清认为毛泽东有很丰富的想象力，很大的勇气。也许对自己评价过高。（他的原话是“对自己印象过深”（”too much impressed with himself”说的还是比较含蓄的。）费还说毛的有些思想是很正确的。他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一个邪恶的人。

费正清说，中国历史上，书生议政，关于书生有权以道德和正义的名义发表议论的思想是中国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唐宋，例如唐太宗从善如流，是个明君。但是从元朝以后到清朝，都是暴戾的中央权力。（他承认这个观点历来有争论。）很有必要恢复书生议政的优良传统。

我写了一篇“论中国的改革”，1981年十二月二十日刊登在《纽约时报》的言论版上。见报当天，费正清就打电话给我表示祝贺，说他很欣赏那篇文章。我们多次交谈，他对我对美国的认识也予以肯定，甚至称我为“东方的德托克维尔”。《新闻周刊》（1982年九月二十日）和《亚洲华尔街日报》（1983年十二月三十-三十一日）先后以那个称号，发表了对我的访问记。许多地方邀请我去演讲。老朋友，社科院的李慎之说，费正清称你为东方德托克维尔，大概是讽刺吧！？这是典型的李慎之。

费正清于1991年九月十四日逝世。哈佛早在他去世前，就建立了以他命名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我在尼曼结业后，曾在那里做了两年访问学者。只有一间办公室。生活费由福特基金会提供。

曾经传说有可能出任克林顿政府国务卿的哈佛大学保罗与凯瑟琳布腾魏瑟讲座教授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是哈佛“欧洲研究中心”的创办人。我跟他多次长谈，涉及面很广。他跟很有才华的女教授朱迪.施格拉尔合开一门思想史课。属于“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 大教室经常满座。
他到我家做客，称赞我的中国菜烹调技术。其实真的是稀松平常。前不久，我们还通信，交换过意见。他虽然对“人道主义干涉”有所保留，但是基本上赞同。我则认为那常常是大国侵略的借口。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克林顿轰炸塞尔维亚。不过他反对伊拉克战争。战争打响前夕，他在《波士顿环球报》上发表的文章（跟我在《信报》上发表的专栏一样）所做的阴暗预测，几乎完全实现了。

2007年七-八月号《哈佛》杂志发表专文介绍这位七十八岁（今年正好八十）高龄的国际问题权威。他发表了十八部著作和无数篇论文。同他长期共事的著名政治学者Michael Sandel 赞扬他钻研政治，历史，文化之深，在学术界无可匹敌。

他虽然著作浩繁，却很难说他属于哪个学派。只是他反对乌托邦，任何激进学派。法国思想家 阿隆（Raymond Aron）称他为“伟大的反乌托邦主义者”。我想艾赛亚. 柏林（Isaiah Berlin）之反乌托邦绝不在他以下。

他拥有法国和美国双重国籍。他的影响在国外超过在美国。他自己说他是在所有各个方面都被边缘化了。

《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 作者戴维. 里斯曼（David Riesman）是多年在哈佛任教的著名社会学家。1982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对他做了访问：

问：看来现在是个不安定和混乱的时代。（81，82年美国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九。）

答：很对。

问：（我谈了我对美国经济和人民思想状况的看法）

答：你所说的一切我都同意。1945年以来，我所特别关注超乎一切的问题，就是核大战的危险。我的大部精力都用在制止武器竞赛。二十年前出现了民防热潮。那是肯尼迪总统发起的。我跟哈佛的同事们不一样，我不敬仰肯尼迪。他是那麽傲慢和过分自信，几乎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毁灭了世界。当时跟现在一样，要美国人进入民防掩体。我一生中最成功的社会活动，就是防止那件事发生，并且在1963年促成通过核禁试条约。反对民防很不容易。已故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认为应该保护人民。我说不。如果我们进入掩体，并且推行“第一次打击”政策，那形势就会更加危险。好在反核运动又有了苗头。

问：Ground Zero.

答：Ground Zero. 可惜 SALT II (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没有通过参院。有了禁试条约，人们不再担心散落物。可是地下试验仍在进行。核武竞赛并未停止。温伯格是个武器推销员，把武器卖给台湾，日本。。。。鲁莽，不计后果。

你提到经济问题。政府把信用卡经济的一点点储蓄，都借来花在各军种上面，让它们买所要买的一切玩具。美国依靠从下层社会召来的志愿军。他们掌握核武器，我实在不放心。

扩军的另一个大问题是造成我国生产率低落，因为缺乏有技术，积极性高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这也反映在另一个问题上：学校教育情况很糟。很少学生学会数学。甚至读和写的能力也很差。一小批有技术的人被吸引到国防工业。一位工程师说：“我宁可造武器，也不要造面包机。”

问：莱斯特.瑟罗（MIT 教授，斯隆学院前院长）说过：搞武器发展计划似乎更令人兴奋。

答：是的。那是反资产阶级，反资本主义的说法。不一定更令人兴奋，也许更时髦。你说的另外一些东西使我对我们的经济前景十分担心。妇女解放运动有正面效果，也有些负面后果。我们的学校很糟，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有能力的年轻妇女不愿当教师。学历最差的人来当教师，几乎没有人会数学。去年密西根州有几千名教师接受训练。其中只有三人专攻数学。

问：瑟罗说，达拉斯一个也没有。

答：这是全国性的问题。罗德岛一位社区学院院长说他请不到电脑教师，因为好教师宁可参加企业或是军工。所以除了很有声望的高等院校，很难请到好教师。美国工人工作马虎。有人想好好干，会遭到同伴们的不满。我国的个人主义导致无政府状态。我常怀疑，一个参与性的民主社会是否能够治理。卡车司机逃税。他们说不想把钱交给福利办公室。他们蔑视政府。但是我们需要官僚机构。我们需要政客。我们需要外交家。我们需要折中。然而我们有的却是独行侠，或者叫牛仔。现在又有了牛女。妇女解放破坏了我们的初等教育。很少学童回家跟母亲相聚。

问：我有第一手资料证明这一点。我在纳什维尔采访了一位小学校长，她常找不到学生家长，或者在某个地方酗酒，或者在甚么地方赌博。百分之四十家长是单亲。

答：特别是黑人家庭，今天的状况比三十多年前有更多歧视，更多种族主义的时候还要糟。我不明白是甚么原因。也许一个原因是宗教。过去黑人去黑人教堂。那里也是民权运动的据点。现在他们变得玩世不恭，不信宗教。福利制度鼓励少女生孩子。男孩子想显示他们的性能力。这一切都比三十年前还要糟。中产阶级黑人，把孩子送来哈佛。我一看论文，就知道是甚么人写的。白人学生文理不通。黑人学生写作能力更差，简直骇人听闻。

五十年代，肯尼迪政府早期，许多美国人，包括知识分子，认为我国居于世界顶峰，最伟大的国家。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是发展的典范，进步的典范，繁荣的典范。现在则不然，人们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很糟，我们毫无希望。。。。天命不见了，再也找不回来了。空虚由里根总统来填补。人们说他是保守派。他不是。他是激进右翼意识形态人物，不是要保持美国，而是要恢复从来没有存在过的美国。纯粹是神话。他要纯粹的私人企业。但是美国的基础设施，运河，铁路，公路，机场全都是政府建造的。培养了有知识有技术人员的学校也是政府支持的。

问：可是现在基础设施已经严重失修。

答：坏得很快。而里根大幅增加军费，同时为富人减税，只好削减教育经费，教师减薪，助学金也遭削减。

问：政府削减社会服务，志愿者是否能够弥补一点？

答：我的儿媳在学校里非常活跃。她就是个志愿者，想把家长们组织起来。但是得不到支持。志愿活动是社会的粘合剂。德托克维尔的时代是如此，今天也一样。但是参与志愿活动的大多是妇女。却遭到女权运动的责难。而且志愿活动弥补不了政府社会服务的空缺。

问：李普曼临终时，表示担心人与人之间的礼让和互相尊重（comity）正在消失。

答：很对。1954年以来，我就担心东南亚的冲突。1961年我试图引起人们对越南的关注。因为媒体全无报道。迟到1966，67，68年，人们才开始关注越南。反对战争可以。但是抗议却采取了疯狂的暴力形式。奇装异服上街游行，占领学校，占领。。。。我认为实际上延长了战争。

下层阶级的价值跟精英反主流文化（elite counterculture）的价值相结合，引起了强烈的反弹。这就是原教旨主义运动如“道德多数”。其实远非多数。不过美国是地球上工业化国家当中宗教意识最强的国家。

不能一概而论。南方，小城镇，比较安静。在大城市。如果你骑车，汽车不会让路，而会衝着你来。学生来上我的课，迟到，爬过别人的座位，早退。MIT 比哈佛情况要好些。学工程的人大多来自工人家庭，下层中产阶级，而不是来自精英家庭。MIT 的学生就比哈佛的学生友善，更讲礼貌，更文明。

问; 请谈谈科技和创新。

答：我很同意熊彼得对创新的看法。创新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我也同意他的看法，资本主义会毁灭自己。人们追求享乐和富裕，反而变得比过去更加愤怒。倒是大萧条时期，失业率很高，人们还抱着希望，和衷共济的思想很普遍。我主张鼓励小企业，发挥企业精神，维护独立性和人的个性。

哈佛众神，我只能高度选择性地做一个素描。当然远不全面。那也不是我的原意。

留美三十年

张素初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我奉父亲的召唤，中断了学业，从纽约回到北京参加工作。1979年中美建交。我给母校长岛Adelphi大学写信，希望回校完成学业。当时学生资料尚未电脑化。学校居然很快找到了我三十年前的成绩单，欢迎我回校，答应给我全额奖学金，包括学费膳宿费，甚至还包括书费。一切全包。我想，这是因为中断了多年的中美关系，刚恢复，来一个大陆学生，透着新鲜。

我喜出望外。不料我工作的外文局局长，给我泼了一盆冷水。他说，你已经当了多年翻译，不必再去学英文。幸亏邓颖超妈妈支持我，说这是个好机会，嘱咐我到美国后“努力学习，广交朋友”，并且让我兑换了三千美元。现在看来，邓妈妈比我们的局长眼光远大，想的开阔得多。

当时我已经五十三岁。回校读三年级。除了日夜在图书馆苦读之外，我在学校的国际学生主任Joe Lurie 的帮助下，到各处去讲话，介绍新中国，特别是现身说法，介绍顶起半边天的新中国妇女。美国朋友们听得津津有味。

《纽约时报》特地来采访我这个比较早来美国的中国学生，发表了长篇报道，并且附了周总理和我们全家的照片。我在台湾的大哥已经离别了四十年，看了时报，跟我取得了联系。名记者Bill Moyers 也来找我对谈。刚建交的中国热，使我忙得不可开交。“努力学习，广交朋友”果然效果不错。

我感谢母校的照顾，更感谢Joe Lurie 的热心。为了增进了解，我和他合写了一本“中美文化异同”，通过实例，讲解生活习惯，待人接物礼节等内容，当时颇受欢迎。如今三十年过去了。他早己从加州（柏克莱）大学退休。我们仍然保持着联系。

邓妈妈临行还嘱咐我“为国服务”。我初到美国时，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伊利诺州立大学的俕兹先生。他提出想跟中国进行交流。当时谢希德也在场。她比较谨慎，没有表态。我就提出该校跟外文局交换，由外文局派两名干部来伊利诺州立大学进修一年。该校于暑假时，派一批教师和学生到中国参观旅游。这个双赢的交换进行了好几年。外文局把我除名以后仍在继续。

一九八零年，我的老伴回母校哈佛，做尼曼学者。我也得到学校推荐到哈佛借读，并且在那里毕业。回到Adelphi母校参加毕业典礼。考斯泰罗校长亲自给我发毕业证书，表扬我这个阔别三十年，又返回母校的五十五岁老毕业生。后来，我的大女儿也得到 Adelphi奖学金。也从那里毕业。

经过GRE 考试，我进入哈佛教育学院，取得硕士學位。随后又被录取，进入哈佛的“国际事务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CFIA, 基辛格和小约瑟夫.奈曾先后长期任中心主任）做访问学者。我的同班生有南韩的金大中。他被朴正熙政权判处十九年徒刑。在美国帮助下，来美保外就医。他到我们家做客，畅谈他多次逃过暗杀的传奇性经历。因被卡车有意撞伤，如今行动仍然不便。后来他回国并且当选总统。我们曾经电贺。他通过韩国驻纽约领事馆，回信表示感谢。

我的上一班学长有菲律宾前参议员阿奎诺。他回国时，在机场被马可士派人杀害。为了纪念他，中心专门辟出一室，邀请他的夫人科拉宋前来参加追悼会。我们全班都参加了追悼会。后来科拉宋靠了“人民力量”当选总统。可以说，中心出了两位总统。

我的同班同学中还有约旦王后的贴身秘书。后来他陪同努尔王后参观北卡“全国人文中心”时，特别找了在那里做博士后的我的老伴合影。

同班生当中有一位海军上校。帮助组织全班参观五角大楼。在那里我发现一张从未见过的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三人小组在延安的照片。主人客气，送给我一张复印件。

为了纪念马歇尔使华五十周年，他的母校维吉尼亚军事学院（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 VMI）举办隆重的纪念研讨会，邀请我参加宣读论文。推荐人是VMI 校友战略家叶承晖博士。他曾参与陈纳德飞虎队老队员重聚和为击落山本五十六座机的F-38 闪电式战机驾驶员立传。姑苏城外寒山寺的铜钟被日本占领军拿去铸炮弹。叶博士特地铸了一口铜钟送给寒山寺。人们又可以听到夜半钟声了。

我的论文题目是《马歇尔使命为甚么失败？》。当时情况复杂。但是实质是清楚的。美国调停中国内战，貌似一碗水端平。骨子里支持国民党。而国民党压根儿就不要和平建国。而是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企图“剿灭”中共。调停怎么会成功呢！

我跟老伴驱车到VMI，途径华盛顿，应邀到李道豫大使官邸午餐。他任驻联合国大使时，我们也到过他在纽约郊区的官邸做客。李大使告诉我们，当驻美大使比联合国大使复杂得多。驻联合国，只要吃透当前几个重大问题，就可以掌握主动，游刃有余。驻美则要跟白宫，国会山，国务院，政府各部门乃至州和地方政府打交道。五百三十五位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当中有些反华分子，打交道很不容易。他跟那些反华议员都对过阵。克林顿政府派两个航母战斗群到台湾海域，干涉中国内政，两国关系紧张。李大使曾经奉调回国。直到关系缓和下来，才回华府复任。

离开哈佛后，我到纽约《北美日报》工作。也许是为了对台工作，邀请了中国时报的俞国基任总编辑。还有一位台湾小姐任编辑。我主管中国新闻版，反映中国观点，是当时该报的“解放区”。

《北美日报》停刊后，我到《中报》工作，大夜班。半夜回到租住的蟑螂到处跑的小屋。此处不可久留。我通过考试，到纽约市政府无家可归服务部工作。他们看到我的哈佛硕士学历，通知我立刻到布鲁克林的无家可归家庭庇护所上班。我是那里唯一的中国籍调查员。

纽约市可以说是福利最宽松的城市，不论有无身份，只要通过“危机处理中心”审查，就可以来庇护所住宿。从孩子的尿布到出门的公车费，全都由政府提供，更不用说三顿饭的营养餐。职工也随便到厨房拿食品饮料。

这里真是无奇不有。有的来自拉丁美洲。在那里有财产。到纽约住庇护所，省下钱寄回家。有的为等安排低房租公寓，暂时在庇护所落脚。十五年内，我只接待过两起华人住户，因丈夫被关进非法移民拘留所，只好带着孩子来庇护所。

同事以少数族裔，非裔，西语裔占多数。上班签到后，就出去喝咖啡。看来吃大锅饭，到处都差不多。同事们包括大学毕业土生美国人，写个报告文字都不大通顺。接待新来的住客，大多由我执笔写报告。因为我工作认真负责，多次被评为有特殊成就的优秀工作者。我在零一年七十五岁退休时，同事们送我一幅大照片，我的照片居中。上有五星红旗。同事们的照片围绕着我，每人都有几句亲切的贺词。副局长亲自来为我送别。

在庇护所的岁月，请参看我的《我在纽约做公务员—告诉你一个鲜为人知的美国》一书。

我来美后不久，两个女儿就由我三十年前在Adelphi的同屋室友Betty Mae 担保赞助先到夏威夷，再到剑桥和我们团聚。她们上的是剑桥灵基拉丁学校。同学中有派特.尤因。篮球打得特别好。后来被纽约尼克队选为中锋，成为球队的主力。她们在剑桥参加了由名指挥姚学言执导的“刘三姐”演出。剑桥华人不少。文化生活很丰富。

孩子们中学毕业后，大女儿也取得Adelphi的全额奖学金。小女儿考上七姐妹名女校之一惠顿学院。经我力争，也获得了奖学金。她利用女校之间的关系，先后上了卫斯理等几间女校。现在他们都已经学成，并且成家立业。

我来纽约三十年。业余从事安徽文教交流协会的社会工作。欢迎国家领导人来纽约，参加庆祝香港回归大游行，多次救灾街头募捐，等等活动。我们组织的最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是邀请安徽黄梅剧团来纽约演出。由名角马兰，吴亚玲，蒋建国等担纲。场场爆满。当时的驻美大使李肇星专程赶来纽约观看演出。组织演出可不简单。要安排剧团吃住，租用剧场。演员们到达纽约，布景道具却没有到。只好临时请总领馆帮忙。张宏喜大使拿出总领馆招待贵宾的傢具，并帮助运送到剧场.解决了大问题。我们跟前后八任驻纽约总领事和领事们，保持着良好关系。李道豫大使，李肇星大使等都曾到 我家做客。我曾写过一篇短文介绍历届总领事。

一九八九年，我的小女儿当选“梅花小姐”，见到过蒋纬国先生。我和老伴也跟台湾梅园保持良好关系。参加过欢迎郝柏村先生的宴会和欢迎张学良先生的家宴。郝柏村是我父亲的学生。我想到他的桌上祝酒，被他的警卫拦住。他听说我是他老师的女儿，立即让我前去碰杯，寒暄。

欢迎张学良的家宴由贝祖贻夫人（名建筑师贝聿铭的母亲）作东。只邀请了东北近亲好友。我不是东北人。因父亲和少帅的亲密关系，由张先生的机要秘书田雨时特别邀请参加。张伯伯还记得我父亲特别到台湾看望他的情景。这使我想起北京和谈后，父亲打算回南京。毛主席和周总理劝他留下，因为父亲回南京很可能遭到张学良那样的命运。周总理说，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指少帅）；不能再对不起又一个姓张的。

在美期间，我采访了许多人，包括美国驻台北最后一任大使安克志。他谈了美台断交的情况。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卡特总统通知他，即将跟台北断交。因时差关系，台湾已经是十六日。安克治认为在华府正式宣布前两小时，才通知台北，实在太仓促。他接到通知后，立即深夜赶到蒋经国住宅，把他从床上叫醒，通知他华府将在清晨宣布断交。当时情景十分紧张。

畅销小说《春月》的作者包柏漪是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的华裔夫人。他们是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的同学。包柏漪告诉我，当时美国国务院规定，娶了外国夫人的外交官，不得出使夫人的国家。(这个规定已经取消)可是基辛格秘密访华，却偏偏选择了洛德陪同。洛德自称他是多年来第一个进入中国国境的美国外交官。因为他随基辛格秘密访华，飞机飞进中国领空时，他正在飞机前部。

另外，我还访问了陈香梅，华裔女企业家杨雪兰等许多人。也请参阅前面提到我的那本书。

这三十年的风风雨雨，真是一言难尽。

旅美三十年 --回忆片断（二）

法拉奇

赵景伦

我到尼曼计划以后，参加经常性的seminar.尼曼基金会常有外来名人讲话，座谈。这里要说的是意大利名记者法拉奇。

将近二十年前，我写了一篇“法拉奇谈访邓小平及其他”：

为纪念邓小平逝世一周年，钱其琛发表文章，解释邓同意法拉奇采访的原因：为了说明人们普遍关注的对毛泽东的评价，和他跟“四人帮”的关系等问题。这确实是那次访问的主要内容。但是法拉奇本人最得意的却是她提出的另一个问题。

这位意大利女记者告诉我，她问邓小平，她在天安门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特别是斯大林的像。那些像是不是还要保留？邓答称当然要保留。中国方面发表的访问记文本到此为止。实际上法拉奇接着请求邓小平把她所说的暴君斯大林的像撤掉。那是访问的第一天，一九八零年八月二十一日的事情。使她喜出望外的是邓小平同意跟她再谈一次。

八月二十三日，她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时，注意到斯大林的像果然从广场撤走了。她高兴得一进门，就向邓小平道谢。她对我说，那是她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情，一定要铭刻在她的墓碑上：“这里安息着一个女人，由于她的请求，中国把斯大林像从天安门广场撤掉。”关于那次访问我们下面还要详谈。

奥林埃娜. 法拉奇是访问过叱咤风云的世界级人物的著名记者。她曾同我说起过采访经验。她习惯于用对话形式发表访问记。写个前言和后记，把对话几乎一字不漏地全文发表。她说，这样做最真实，能够避免断章取义。我也如法炮制，把我们的谈话记录全文披露如下：

问：你怎样进行人物采访？

答：人物采访是一出戏，一场战斗，对话生动，交锋激烈。现在人人都写访问记。电视记者更是到处访问，有点濫了。不过这是一种很好的报道方式。有人以为我很不礼貌。其实我总是很讲礼貌。甚至采访（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我也很礼貌。可是我常常一针见血，问到要害。而且我不光是问，我也说自己想说的话。例如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一开始，我就对他说，“你是又一个伊朗国王，一个新的独裁者。”我认为霍梅尼是个法西斯独裁者。法西斯靠煽动群众，像墨索里尼那样。霍梅尼是有群众的。他是法西斯独裁者。可是我的译员巴尼萨德尔（后来她当了总统。可是当时他不过是我的翻译）非常愚蠢。他听了我的话，吓得发抖。不敢给霍梅尼如实翻译。嘟囔了几句。霍梅尼答非所问。我很生气。我想，他既然在法国住过，总多少懂点法文。我就用法文直接对他说，“你是暴君，暴---君！”霍梅尼很镇静，并没有暴跳如雷。伊朗有十四种我的著作译本。有人给霍梅尼全都找来了，放在他面前。所以霍梅尼了解我，知道我写了些甚么。他几次想中断我的访问。后来真的走开了。人们叫我也走。我说，“我不走，访问还没有结束。”我在那里等了两个半小时。巴尼萨德尔求我走。我说，“你要走，你走吧。我不走。”“你别推我。伊斯兰教是女人碰也碰不得的。”后来他们说，霍梅尼明天继续接见我。我说，“那好，可是他得拿可兰经起誓，明天一定接见我。”你看，这次我的性格起了作用。那是很艰苦的。我拼命忍着，连厕所都不去。就是不走。我终于胜利了。

要成功，先得做好准备，进行研究。但是这还不够。还要有想象力。你得十分机警，高度警觉。不然会像拳击比赛一样，被对手击倒。

问：你采访人物用录音机吗？

答：人物采访用录音机是我的发明，为的是把谈话全部真实地记录下来。我第一个采访的热门人物是（瑞典女星）英格丽德.柏格曼。那是六十年代初，她已经离开了意大利导演罗塞里尼。那次我使用的录音机有一张小桌子那么大。有穿着白色大礼服的侍者操作。不用说柏格曼，我自己看了也有点发怵。后来录音机变小了。像台打字机那么大。现在的录音机小巧玲珑。我是专家。我每次采访都带两台。不然中途出了故障，我只好自杀。我被人采访的次数要比我采访别人的次数多得多。有人采访我，不用录音机，甚至很少记笔记。可是我说了某句话，引起了他的兴趣，就赶快记下来。我忙问：“你记下了甚么？”“你不能断章取义，必须把我的这句话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交代清楚。不然不得发表。”有一次，《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篡改了我的东西。我大怒，提出跟他们决斗。不用刀枪，只用拳脚。有些人为比这小得多的事情决斗。

有人也用录音机。可是我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外行。机器出了故障，还得我来排除。

我的采访大多继续进行两次（天）。第一次主要是互相熟悉。当然，我事先做了大量准備。例如访问邓小平以前，我看了好几公斤材料。不过还是得见了面，才真正熟悉对方的性格，掌握对方的特点。第一次访问以后，我不是去游山玩水，而是关在小屋里，把录音记录下来，加以整理，看看哪些问题没有弄清楚。或者遗漏了，没有问。第二次访问效果要好得多。因为我跟访问对象熟悉了，精神上放松的多，问答也更得要领。

问：你说全文发表访问记，不进行编辑加工吗？

答：访问要人，记者责任重大。报道必须全面，真实。除了重复的地方当然应该删掉（有时重复也有必要，是一种强调，那就不删。）当然，我是驾驶员，主权在我手里。顺序可以调整。文章得吸引人。我总是把精彩的东西放在最前面。

说全文发表，也不那么绝对。正因为责任重大，你得考虑后果，有个限度。例如我访问（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波兰人真奇怪。名字写法是一个样子，读起来又是一个样子。你如果唸成“瓦列沙”，人家根本听不懂。）他说：“假如这届政府垮台，团结工会就要接管政府。”当时我心想，这话一发表，苏联不是马上就会进兵波兰吗？我第二次见到他时，问道“瓦文萨，你说这个政府一旦垮台，团结工会就要接管政府。这话当真？你愿意我如实发表吗？”他说：“对，就是这样。”可是我采访他时，他很紧张。但是他是个时代英雄，一个真正的领导人。现在这样的领袖人物太少了。

问：你好像是在采访了基辛格之后，才引人注目的。

答：不。那次访问非常失败。他需要我超过我需要他。可是他令人厌烦。他说我矮小。我说他肥胖，丑陋。他不给我足够的时间，也不能怪他。是尼克松每五分钟给他打一次电话。我知道是尼克松，因为他总是说：“是，总统先生。是，总统先生。”后来他离开了，叫我等半小时。可是他跟尼克松飞到佛罗里达去了。一去不回头。不，那是很失败的一次访问。在那以前，我就访问了好些名人，写了好几本书。另一次失败是访问黑格。气氛是互不信任。他过分小心，不肯说真心话。

问：听说你曾希望访问周恩来。

答：啊，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望。你们不让我采访周。他去世时，我哭得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伤心。我欠了历史一笔债。访问周是历史的需要。当然，我也想访问毛泽东。可是我最希望访问周恩来。早在罗马有中国大使馆以前，我就到伯尔尼去。中国外交官总是很客气。可是。。。。她摊开双手，耸耸肩，做了个无可奈何的姿态。）我就去找西哈努克。他说：“没问题，我们是好朋友。”可是西哈努克一封接一封长得不得了的电报给我拍到托斯坎尼来，却毫无结果。我又去找布托。布托也说：“我帮你办。”布托真是个漂亮人物。我愿意跟他到阿卡普尔科去度一个周末。可是他也没有帮上这个忙。后来文化革命来了。啊，真是遗憾终身。

问：可是你访问了邓小平。

答“我很高兴。他非常敏锐，有远见。只是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争吵了。我说：“你们为甚么还把斯大林像摆在天安门广场上？斯大林杀的人比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死的人还多。”他斜眼看着我说：“那可不一定。”我们争论不休。最后他说：“你保留你的意见，我保留我的意见。我们继续谈吧。”第一次访问是星期四。星期五我在民族饭店（那个旅馆真糟糕，真丢人。我想去北京饭店，可是住不进去。告诉我，甚么人才能住进北京饭店？）整理资料，没出门。星期六第二次到人民大会堂时，经过天安门广场，斯大林像和其他三幅像都不见了。我又惊又喜，问向导，真的把斯大林像取下来了吗？她说，是啊。我走进会见厅，老远就对邓小平说：“你是为了我把斯大林的像取下来的吧？”他大笑说：“当然不是。”我说：“我要向全欧洲宣布，是我促成把斯大林像从天安门广场取下来的。你们可别出面否认啊！”(余略，见前文。)。。。。

人们总是把我说成人物访问记者。其实那是我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我写了九部书。我首先是个作家。

那次访问邓，大厅里有好多人，都是政府里的人，还有新闻界。我很不高兴，对邓说：“这是我的访问，我访问的是你。他们为甚么在这里？”邓就请一些人出去。可是新华社的人一直在那里，还有电视台的人。我的材料还没有发表，访问就上了电视。我很不高兴。

我也很想访问勃列日涅夫。可是因为我对邓印象很好，苏联外交官一见到我就说：“嗯哼，你很喜欢邓小平！”我到现在（按，指八一年）也没有能采访勃列日涅夫。凡是跟中国友好的人，苏联都不欢迎。

问：你的名气很大。这对你的工作有利还是不利？

答：弊多利少。例如我到伊朗，报纸和电视立刻报道。我只好到处躲藏，很不方便。我到中国访问了邓小平，其他外国记者纷纷找新闻司：“法拉奇见了邓小平，我们也要见。”当然，有名也有好处，你能见到别人见不到的人。

问：你通常用哪种文字写作？

答：意大利文。不过如果访问是用英文进行的，我就用英文写出来。否则先写意大利文，然后自己译成英文。人们说“这是法拉奇式的英文。”这不是恭维。我的英文不好。可是我尽量写得简单，清楚。

问：你为哪家报纸工作？

答：过去我为《欧洲》周刊工作。从七六年起，就脱离了，致力于写书。这很好。再也没有人半夜来电话，叫你写两页报道，清早交稿。我现在自由投稿，不愁没有人发表我的作品。我是个最有纪律的无政府主义者。我工作非常努力。我真不懂你们尼曼学者这麽轻松。一年不干活，怎麽过日子！

法拉奇身材不高，头发灰白，满脸皱纹，面色苍白。她一根接一根抽烟，牙齿都黑了。她穿件中式绣花衬衫，黑色高跟鞋。精神不错，健谈，友好。

除未能访问周来之外，她一生中另一个大的遗憾，是没有能够访问江青。他想采访江青，是我们结识的原因。八零至八一年，我作为尼曼学者回到母校哈佛。尼曼基金会邀请法拉奇演讲座谈。她要求到中国大陆来的学者家作客。我是从大陆来哈佛

的第一个Nieman Fellow。当晚以自己烹调的中国菜招待了法拉奇。她提出要访问江青。这可给我出了难题。我自己历经无数波折（见《回忆片段》（一）），才来到美国，哪里能够帮助她实现宏愿呢。我建议她去找当时在肯尼迪学院进修的外交部新闻司的一位先生。新闻司正好管外国记者的事。后来她告诉我，她去见了“上帝”先生。“上帝先生完全不像你，冷淡而且一副官腔，根本不愿听访问江青这回事。”“他说不论你处理得多么好，你都会向全世界宣扬她。这很不好。”“我说我们任何人都不能购销历史。江青这个人存在。你们迟早得面对历史，让人采访江青。那个人最好是我。”

法拉奇使出浑身解数，毫无结果。我问她为甚麽不在访问邓小平时，提出访问江青的要求。她说当然提了，“我问邓我能不能访问江青。邓不置可否，回头看了看在场的那些官员。那些人吓坏了，连连摆手。邓对我说，你看，他们不同意。其实，你们不喜欢江青，我也不喜欢她，我从来就不喜欢她。可是她是个历史人物，应该访问她。我访问她，只会对中国有利。我知道北京就有几个人在等待时机，其中有一两个意大利人。与其让别人访问江青，不如让我访问她。”

后来法拉奇派她的妹妹宝拉去北京活动。接待的人非常客气，表示愿意为奥琳埃娜小姐的妹妹做任何事情，除了。。。。

宝拉还谈了法拉奇几本小说的中译问题。中方在电话书信往还中都很客气。但是似乎都没有结果。她情急之下，找了她的出版商Rizzoli的老板格里和我一起吃饭，做最后的努力。她们找我算找错了人，想帮忙也帮不上。最后，我只好写信给原来工作的单位外文局。信去如石沉大海。恐怕甚至没有转有关部门请示。

一九九一年，江青在狱中自杀。法拉奇对我表示她不相信是自杀。不过她说她早已放弃了访问江青的希望。那些日子。她的心情特别不好。老父亲在佛罗伦萨，她不能常去陪伴。她在托斯坎尼的房子因二百年的房樑折断塌了。唯一可以告慰的是检查结果，喉咙的问题不是癌症。她在曼哈顿中城买了一所房子。劝我步老伴后尘，也入美国籍。她说，美国虽然问题不少，还是可以住一住的地方。

事情早已过去了。乘纪念邓小平的机会，说这麽一段往事。也许能给人一点启发。

（全文完）

补记：法拉奇于2006年九月十四日午夜在故乡佛罗伦萨逝世。享年七十七岁。当时我写了一篇悼文。除前文已经介绍之外，补充如下：
她采访瓦文萨，曾经碰到困难，拿不到签证。她在1982年一月十八日给我的信中
，抱怨波兰给德国《镜报》发签证，不给她。很愚蠢。她甚至说，瓦文萨也远不聪明。

她访问霍梅尼时，特别穿穆斯林妇女穿的披风。她问霍梅尼，“你穿着披风，怎末能够游泳？”霍梅尼答称，你没有必要穿披风。法拉奇当场把披风扯下。霍梅尼大怒，拂袖而去。

有人形容法拉奇的访问是一场决斗。她自己说，每次访问，她都留下自己的缕缕灵魂。六七十年代，访问风云人物可以说法拉奇独创一格。《洛杉矶时报》说，“没有哪个世界性人物，能够对这位新闻记者说不。”

她在1972年对基辛格的访问尤其令人难忘。基辛格可谓老奸巨滑，却不是法拉奇的对手。她迫使基辛格承认越战是一场“无用的战争”。前国务卿承认他跟法拉奇的谈话是“他跟报界任何人谈话最具灾难性的一次。”在基辛格位高权重红极一时的时刻，法拉奇把他比作引导车队，却单骑向前，独自走进市镇的牛仔。基辛格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那次谈话损害了他同尼克松的关系。

法拉奇作为战地记者，采访过越战，以巴冲突，等等。1968年奥运在墨西哥举行前夕，在拉特罗尔克大屠杀中，她被乱枪击中三处。墨西哥武装部队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托下台阶，以为她已死亡。但是她活了下来。从此对墨西哥人印象不佳。

法拉奇没有结过婚。她曾钟情希腊抵抗军人独裁政权的诗人亚历山德罗斯.帕那古利斯。此人曾因企图暗杀独裁者帕帕多普罗斯而被捕，并受酷刑。他在1976 年死于车祸。法拉奇坚持他是被军人集团谋杀的。她的名著《一个人》就是以帕那古利斯为原型写的。她把这本书送给我，并且签了名。

法拉奇得过无数奖项。她的著作译成二十一种文字。这位颧骨突出，披着长发，喜穿黑衣，一支接一支抽烟的女士在曼哈顿东城有个寓所。早在二十年前，她就告诉我，怀疑患了喉癌。那是一场虚惊。可是后来她果然患了乳癌。她同癌症作了顽强的斗争。病重后，她回到故乡。在那里，这位少年时就参加了抵抗法西斯运动的天才记者与世长辞。我还保存着她亲笔写的几封长信和一些照片。写此文作为纪念。

旅美三十年 --回忆片断（一）

起步难

这是我第二次来美国。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我乘总统轮船公司“戈登将军号”第一次来到美国。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Vanderbilt大学学习一年，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成绩全优。被哈佛大学录取，并获得大学奖学金。一年后，通过博士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当时哈佛叫“Generals”）。因朝鲜战争爆发，未完成学位，于一九五零年底，提前回国。

一九八零年，我第二次来美。起步难。回忆当时的情况，我在1998年三月，写了一篇文章《没有邓小平我来不了美国》：

纪念邓小平逝世一周年，除了他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面貌之外，我还有个个人的理由：没有他的批示，我拿不到护照，来不了美国。事情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些有关的人有的还在，有的已经作古。现在似乎到了可以说说往事的时候了。

七二年，基辛格和尼克松先后应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邀请，访问中国。打开了中断了二十多年的中美关系。我也从“牛棚”解放了出来，回原单位工作。世界历史的转折也是我个人生活中的转折。

七十年代，中国同西方的文化交流逐步展开。我采访了第一个来华访问的美国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结识了随团来华采访的《纽约客》女记者珍.鲍特维尔。后来又访问了来北京演出的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和柏林爱乐指挥家卡拉扬。用中国现在流行的语言来讲，这是发挥了我的新闻工作职业，外语和音乐知识“优势”的结果。当时能够同外国文化界接触的中国知识分子寥寥无几。

在那些日子里，跟外国商人，学者，艺术家来往，也许问题还不大。跟外交官和新闻记者交朋友，却是个敏感问题，引起公安部门的注意。美国驻北京副大使芮孝俭跟我家是世交。他的父亲安德鲁.芮艾博士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在北京时，他常骑自行车去看我父亲。父亲去世，芮孝俭是到八宝山参加遗体告别的第一个西方外交官。北京市还特别派了警力保护。后来他成为驻北京大使，对中国非常友好。随后曾任美国驻雅加达大使。我们还偶有书信往来。

《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包德甫是哈佛出身。他初来乍到，想找个做外文工作的老校友，应该说可以理解。我们开始来往以后，其他美国记者如美联社的资深远东首席记者约翰.罗德里克和《华尔街日报》的秦家聪，《纽约新闻日报》记者威廉.塞克斯登等，时常见面，一起吃饭，谈天。

中美建交后，哈佛物理学教授威尔逊来北京访问。他建议我申请哈佛的新闻计划尼曼学者。我就写信去要了申请表填好寄去。七九年夏，，我的老伴素初获母校Adelphi 大学全额奖学金，赴美去完成中断了三十年的学业。后来，我又把两个女儿送去美国上中学。独自留在北京、

不久，尼曼基金会负责人吉姆.汤姆森来北京，约我到芮孝俭的官邸面试。看来录取很有希望。诗人艾略特说，四月是残酷的月份。对于申请入学或是奖学金的人来说，的确如此。因为通常申请一月截止，四月揭晓。是否录取，四月定案。我心里有数，并不紧张。美国新闻处邀请我访问美国一个月。我同大使馆商量，把机会让给了三位同事，等候哈佛的录取通知。

四月并不残酷。录取通知如期寄到。我就到公安局去申请护照。满以为手续齐备，时间充裕，九月报道当无问题。谁知到了八月底，九月初，毫无消息。到公安局问，答复总是三个字“等着吧”。报到入学时间已到，等了好几个月，还要等多久？

这时传出消息，我在公安部的档案一大叠，有两尺厚。我并不吃惊。那不外是我同外国记者，外交官往来，有人汇报，有现场录音和电话录音。虽然谈话很随便，没有做甚么对不起国家的事情，心安理得。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护照仍然毫无消息。开学报到日期已过，哈佛校长德列克.鲍克亲自打电报给外交部，询问不发护照的原因。接着，已经到校的尼曼同班学友也联名打电报给外交部，希望搬开大山，让我去美国跟他（她）们相聚。

事情有点严重了。我得想想办法。最关心我们一家的是邓妈妈。素初赴美前，她曾召见我们，谆谆嘱咐她好好学习，广交朋友。但是已故周恩来和邓妈妈绝不替亲友讲情是有名的。我不愿，也不能去麻烦她。恰好方毅副总理的秘书住在我们楼上。虽然不熟，想姑且试试看。就打了一个报告，请邻居代呈方毅。大意是说：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是最有声望的新闻进修计划。创办四十多年来，第一次接受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者。我如不能成行，恐怕不大好。报告递了上去，我没有抱多大希望。谁知方毅不但批了同意我出国的意见，而且把报告拿去给万里常务副总理，并征得他的同意。两位副总理都批了。眼看事情有希望。美国大使馆同我联系的杰米森（柏克莱加州大学教授，专同中国文化界联络）也很高兴。如果美方最早邀请的人不能成行，未免太扫兴。

出人意料，问题并没有解决。我到单位去问。原来外文局局长罗俊为我的事，已经跟公安部副部长凌云谈过几次。听他口气，我确“有问题”。虽然他很谨慎，没有用那个词。又过了几天，外文局保卫处负责人把我叫去，要我谈谈有甚么不符合“内外有别”的言行。他板着脸，简直有点凶巴巴的。不过经过了文革批斗的我，心地坦然，并不在乎。所谓“内外有别”不外乎泄漏机密，或者讲话不当。我虽因工作关系，能够读外国报刊和大小参考。但那些东西本来来自国外，只对国内保密。至于国内机密，我不看内部文件，。当时《北京周报》负责人有指示，对我“控制使用”，根本不让外地采访，更不让参加重要会议。实在无密可泄。至于甚么话算“ 不当”，并无明确界限。我同外国朋友的确议论过领导人。但是个人意见并无法律条文或是外事纪律明确限制。我特别对这位保卫干部说明：《纽约时报》记者包德甫常写些负面报道。是我建议他走出北京，到安徽和四川去看看。万里和赵紫阳分别在那两个省进行改革试点。后来包德甫果然去了，写了些有关中国改革方向的正面报道。保卫处的人会对此感兴趣吗？公安保卫干部保卫国家当然必要。但是偏执狂则并不可取。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走投无路。一位朋友说，他在科委同邓楠坐一个办公室。不妨试试通过她，向邓大人求助。于是我打了个报告，内容跟给方毅的报告大体相同。托这位朋友请邓楠转呈邓小平。第二天，那位朋友报告好消息：邓楠递上报告，亲见邓小平批了四个大字“同意出国”。

邓大人批了，公安部总该买账了吧。但是时间又过了将近一个月，仍然音讯全无。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我有问题，完全可以把我抓起来。几个月来，公安部只通过外文局，而从未直接跟我打交道。最后，还是邓妈妈的秘书赵炜到公安部去问：小平同志批了，你们为甚么还不放行？

过了一天，北京市公安局通知我去领护照。到美国大使馆两分钟办了签证，领了机票。临行那晚，统战部长童小鹏来我家送行。第二天一早，我就上了飞机。到机场送行的有杰米森和塞克斯登，还是外交官和记者。

这段往事说明存在两种看法，两种态度。对于帮助过我的人，我衷心感谢。麻烦了他（她）们，我一直感到不安。对于留难我的人，我可以理解。他们恐怕应该想一想，中国是不是应该逐步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

至此，事情还没有结束。我完成了尼曼学业以后，采访了跟韩战和越战都有关的前国务卿腊斯克，汉学家费正清，对外关系理事会总裁洛德（后来成为驻北京大使），等等。文章发表后，外文局吓坏了。又是口头传信，又是书面警告：“外文局没有给你采访任务”。并且责备我让费正清“教训”中国人。真是天晓得。我老实不客气，回信说：外文局没有给我采访任务，我比谁都清楚。在国内尚且不让我外地采访，何况出国以后。但是在美国行医，当律师，会计师要考执照。唯独采访人物，不需任何许可证，只要被访者同意，有人愿意发表你的访问记，就行了。我没有用外文局的名义采访，不需要任何人授权。天啊，甚么时候人们的脑袋才会开窍！？

有一些好心人把我的文章转到国内给万里和胡耀邦，说海外文宣本来应该这样做—放松，实话实说，讲究点文采。看来究竟该怎麽做，到今天国内还有不同看法。有些国内来美国参加座谈会的人仍然照本宣科，讲没有人要听的套话。

（写于1998年3月）

奥巴马的欧洲之行

奥巴马做了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出国之行：到伦敦参加G-20 峰会；到法德边境参加北约六十周年峰会；访问捷克和土耳其。媒体大肆渲染他跟夫人米歇尔受到热烈欢迎。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他出国前夕，干了一件大事：把美国标志性企业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长瑞克.魏刚纳送上了断头台。通用总部所在的密西根州州长珍妮佛. 格兰霍姆说，魏刚纳显然是个“祭献的羔羊”。人们问，造成危机的金融业头头怎么没有一个掉脑袋？财长盖特纳赶紧补上一句：他们不改进，也保不住职位。

有人说奥巴马有点像里根，是个“不粘锅”，坏事粘不上他。

他在周末广播讲话中，盛赞G-20 峰会的成就。其实世界各大经济体答应拿出一万一千亿美元（并未落实）扩大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的贷放能力，振兴国际贸易，等等，不过是解决一些边际性的问题。至于美国和欧洲金融业的数以万亿美元计不良资产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如何处理，只提出了目标，却少具体措施。

对于许多债务国来说，IMF 名声不佳。要贷款，得紧缩。例如拉脱维亚的工资支付要削减百分之十；匈牙利要实行配给制；冰岛变成债务奴隶。这一切为的是省下钱还债给不负责任贷放有毒债款的银行，实际上是为银行抒困。例如近十年瑞典银行贷款给拉脱维亚，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为房地产泡沫提供资金。

美欧两大分歧：美国要欧洲增加赤字支出，刺激经济。欧洲，特别是德国还有法国，则强调其社会安全网，并且担心二十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重演，不愿进一步增加开支，刺激经济。欧洲主张加强金融监管。美国也要加强监管，但是不赞成跨越国境的监管。会议通过加强监管对冲基金和评级机构，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美欧两大分歧只是掩盖了过去，并未真正解决。

北约六十周年。脑姆. 乔姆斯基问道，“为甚么要庆祝北约？它为甚么还存在？”北约原来为的是保护西欧免受苏联攻击。苏联解体。北约存在的理由就消失了。乔姆斯基说，戈尔巴乔夫对领导北约的美国做了极大的让步，同意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尽管德国曾经几次几乎毁灭了俄罗斯。当时的老布什总统和国务卿贝克承诺北约不会向东扩大一寸。克林顿上台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违背诺言，力促北约东扩。现在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詹姆斯. 琼斯极力主张北约向东向南扩大。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说的很坦率，北约东南扩为的是控制能源产区。他说，北约应该负起责任保护西方的能源供应—油气管道，海上航道，等等。

奥巴马把阿富汗当作核心战场，也是因为它的地缘战略地位。它原来是英俄之间的缓冲国。虽然是个内陆国家，却可以扼住能源产区海湾和中亚。奥巴马这次来北约峰会，主要目的就是要盟国增派军队到阿富汗。但是跟G-20 峰会一样。听起来还过得去，实际上并不成功。盟国答应增派五千军队。但是其中三千人只是临时部署，为阿富汗八月选举提供保安。另外一千四百到二千人是派去训练阿富汗军队和警察的。奥巴马增派二万一千人增援阿富汗，秋后考虑再派一万人，使驻阿美军从目前的三万八千人增加到六万八千人。实际上是把阿富汗战争进一步美国化。

奥巴马欧洲行倒不是空手而归。萨科齐送给他一个大礼。戴高乐将军原来期望使欧洲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 “第三势力”，把法国撤出统一的北约军事指挥系统。萨尔科齐违背戴高乐的远见卓识，宣布法国回到北约统一的军事系统—防务计划委员会。帮助美国实现了防止独立欧洲的愿望。使北约成为美国指挥下的一支干涉力量。

十年前，北约五十周年之际，正是克林顿领导北约非法轰炸塞尔维亚，企图打掉俄罗斯在欧洲最后一个盟国。其借口是“人道主义干涉”。但是当时美国盟国土耳其迫害库尔德人比塞尔维亚之对于阿尔巴尼亚人要严重得多。美国国务院和北约文件表明，当时塞尔维亚军队警察跟阿尔巴尼亚游击队的暴力行动不相上下。北约轰炸大大加强了暴行力度。

奥巴马在伦敦会见梅德维杰夫，同意重新设定美俄关系，并且尽快谈判削减核武库三分之一。值得欢迎。他在布拉格演说，提出世界无核化更是人们愿意听的信息。他的高级助理说，那是“长远目标”。他也对捷克同意美国部署反导雷达表示赞赏。那是大多数捷克人所反对的。

奥巴马早就答应要在某个国家宣布美国不是穆斯林的敌人。他选择土耳其，美国的重要穆斯林盟友作此宣示，颇有心计。他说得相当大胆：“美国现在没有，将来也绝不会跟伊斯兰打仗”。“穆斯林美国人丰富了美国。许多其他美国人家里有穆斯林，或者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里居住过。”他本人就是一个。但是他表示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被萨科齐责为多管闲事。那是要由欧洲决定的事情。不过埃尔多安不再强烈反对丹麦总理拉斯穆森继夏侯雅伯出任北约秘书长。算是一个重大让步。

总之，奥巴马欧洲之行风头甚健，实效不多。

奥巴马的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

奥巴马的阿富汗—巴基斯坦（Af—Pak）新战略终于出台。据说有新意。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周边地区看作整个区域问题。新战略的“核心目标”是三个D: disrupt (瓦解)；dismantle （摧毁）和 defeat (击败) “基地”及其在巴基斯坦的安全避难所，防止他们回到巴基斯坦或是阿富汗。

所谓的“新战略“不过是布什“反恐战争”的翻版和升级。尽管奥巴马避免使用“反恐战争”这个词。他沿用了布什的吓人战术。概述新战略的“白皮书”在序言中说：“美国有重大国家安全利益要处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极端分子当前和潜在的安全威胁。”“基地对美国和我国在巴基斯坦的盟友们的威胁—包括极端分子取得裂变物质的可能性—太真实了。”

还记得前国务卿赖斯的名言吗？“我们不希望确凿证据是一朵蘑菇云”。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用的就是毫无影子的吓人战术。其实军方和情报部门都认为巴基斯坦的大约四十枚核弹落入“极端分子”手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去年夏天国防部长盖茨表示不同意所谓的“基地”在巴基斯坦重新集结，构成对西方的重大威胁。他说：“（过去）基地在阿富汗时，它有一个政府为其伙伴。他们能够进行国际沟通，能够旅行，等等。他们现在在联邦政府管辖的部族地区（FATA）和在边境的巴基斯坦一方，情况要原始得多。他们要移动，要沟通，比过去困难得多。”

说起对巴基斯坦构成威胁, 主管Af—Pak 地区军事的彼得雷乌斯将军一日对参院说：如果不受到（我们的）挑战，巴基斯坦的武装极端分子“确实将会拿下那个国家”。但是FATA 只有三百万人口。几千名帕什图部族人能够征服拥有一亿七千二百八十万人口的巴基斯坦吗？何况他们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并不得人心。

文件列出五条“现实和可以实现的（具体）目标”：

（一）“瓦解在阿富汗，特别是在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网络，降低他们策划和发动国际性恐怖袭击的能力。”

“基地”头目本拉登和扎瓦西里也许在巴基斯坦边境部族地区；也许在巴基斯坦内地。谁也说不清楚。他们也许在策划发动对美国本土第二次袭击。但是九.一一恐袭其实是在汉堡具体策划的。恐怖势力不是仅有一个基地，一个训练营。即使你把Af—Pak 变成瑞士，索马里，也门，伊拉克（美索布达米亚）和许多其他国家里面的恐怖组织仍然能够策划和发动国际性的恐怖袭击。

（二）“在阿富汗促进一个更加有能力，负责任和有效的政府，为阿富汗人民服务，并且最终能够起作用，特别是在有限的国际支援下，能够负责国内安全。”

这不是“建国”，甚么才是建国？这是大规模的社会重组工程。在传统的阿富汗注定了要失败。据跟军事情报机关有联系的《华盛顿时报》评论员比尔.格茨报道，奥巴马的高级助手分两派：副总统拜登和副国务卿斯坦因伯格主张最低限度目标，稳住阿富汗局势。Af—Pak特别代表霍尔布鲁克，中央指挥部司令彼得雷乌斯将军和国务卿喜莱利则主张大搞“建国”行动，要把阿富汗建成一个现代，繁荣的民主国家。这是跟新保守派异曲同工的新自由派的白日梦。评论家威廉.林德说，这等于要猪飞上天跟F-15 格斗。阿富汗只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地方军阀强大，中央政府虚弱，受累于以鸦片为基础的经济和无休止的低强度内战。

（三）“发展一支越来越自力更生的阿富汗安全部队，有能力在减少的美国援助下，领导反起义和反恐怖斗争。”

奥巴马在派遣一万七千名部队增援阿富汗之外，加派四千名教官，训练阿富汗警察。据美国审计总署去年的报告，2001年以来，美国花了将近一百亿美元训练和支持阿富汗警察。四百多个国民警察单位中有百分之七十七不能独立执行任务。

美国打算到2011年，建立有十三万四千人的阿富汗陆军和八万二千人的警察部队。专家认为需要的数目超过三十五万人。

（四）“协助加强文官控制和稳定的巴基斯坦宪法政府，有生命力的经济，能够为巴基斯坦人民提供机会。”

亲美的巴基斯坦查达里政府是在军队和情报部门容忍之下执政的。因为它跟美国的亲密关系，而声望低落。巴基斯坦民众反美情绪高涨。特别是反对造成平民大量死亡的无人驾驶飞机的攻击。奥巴马重申，如有确实情报巴境内有“高价值”目标，美国同巴政府商量后，会予以消灭。彼得雷乌斯说的更直截了当：美国保留“最后权利”（right of last resort），消灭巴境内的威胁。美国哪里把巴基斯坦的主权放在眼里！奥巴马的新战略只会加剧巴基斯坦人民的反美情绪。

（五）“要国际社会积极介入，帮助实现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这些目标。由联合国起重要的领导作用。”

北约盟国极其不情愿增派部队前往阿富汗。

所以这些具体目标并不现实，也难以实现。不过原来属于布什的阿富汗战争现在属于奥巴马。新总统拥有阿富汗战争。他的新战略还包括企图分化，收买塔利班“温和派”。但是他的战争升级计划恰恰促使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塔利班加强联盟合作，并且加紧了攻击。

曾经鼓吹伊拉克战争的《纽约时报》，如今又对奥巴马的“新战略”大加吹捧。他们不懂得，所谓的新战略，只不过是策略性调整。没有改变依靠无人驾驶飞机用“地狱之火”袭击（只不过更加加紧和扩大打击范围）和依靠特种部队突袭，踢开老百姓家大门，滥杀无辜。他们更不懂得，根本问题是占领。不论是阿富汗还是巴基斯坦，都不能容忍外国军队占领。他们跟伊拉克人一样，要外国占领军撤走。

“新战略”要解除恐怖威胁，其结果恐怕是制造更多恐怖分子。美国权势集团的悲剧是永远不会改变帝国心态。这个心态就是“imperial hubris”,帝国的傲慢自大。

我们说的这个心态就是新保分子，《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戴维.布鲁克斯所说的“美国的DNA”。他在“能够打赢的战争”一文中提出阿富汗战争能够打赢的七条理由。第一条就是他引阿富汗政府国防部长瓦达克的话说：“阿富汗人从一开始就把你们看作是朋友，盟国和解放者”。还记得前副总统切尼说伊拉克人民“会以鲜花和糖果夹道欢迎”美国占领军吗？

布鲁克斯的结论是：美国“有能力用军事和民事力量促进民主，培植市民社会和重建失败国家”。典型的新保守派白日梦。由几名新保大佬包括威廉.克里斯朵尔，罗伯特.凯根等牵头，成立一个新的“智库”叫做“Foreign Policy Initiative” FPI。其第一个任务就是鼓吹向阿富汗增兵。奥巴马决定增派二万一千名部队前往阿富汗。尽管他避免使用‘surge” 这个词，他的“新战略”是阿富汗战争的重大升级。所以得到 FPI的喝彩。似乎已经失势的新保守派庆幸又在白宫找到了一位代理人。

阿富汗人民真的把美国占领军当作“解放者“吗？且看这个”解放者“的所作所为。2001年十二月以来，美国空军至少毁灭了六个婚礼派对。过去七个月，打死两名新娘。美机在阿富汗进行的空袭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无人驾驶飞机几乎每天都在巴基斯坦边境肆虐。去年阿富汗平民死亡人数比前年增加了四成。

问题还在于美国人民对阿富汗战争的厌倦。有百分之五十一反对这场战争。民主党人的反战比率更高达百分之六十四。不得人心的战争能够打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