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流媒体发表言论
赵景伦
尼曼计划结业以后，我就向主流媒体言论版投稿。较早见报的是关于毛泽东的一篇，刊登在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洛杉矶时报》言论版上。我说，毛是人，不是神。但是即使把他的形象缩小，他仍然是个巨人。原文的题目是：“Mao Is Cut Down to the Size of a Giant”。我写道：”不论他犯了多少错误，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肯定的。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他是民族英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诗人和书法家。”
这个观点在九天前，八一年七月十五日见报的《纽约时报》“读者来信版”我的一封信（“The Diminished Mao Is Still a Giant”）里，已经相当详细地表述了。后来我给《费城问询报》投稿。言论版编辑问我，还发表过甚么文章。我把《洛杉矶时报》那篇给他看。他很欣赏。但又不便转载。就让我改头换面，换了个题目“Mao Tse-tung may be dead but Maoism isn’t”, 八一年八月三十日见报。
同一内容文章先后在三份大报见报。当时在“美国之音”工作的老朋友徐元约对我说：美国乃至西方媒体对毛的评价以负面的为多，有的把他跟斯大林，希特勒相提并论，把他妖魔化了。我那篇正面评价的文章很少见，所以引人注意。“美国之音”内部也议论纷纷。其实，那也是我写那篇文章的原因。短文不可能全面评价。我认为毛也有悲剧性的一面。
《纽约时报》为记者包德甫派驻北京召开记者会，由当时任执行总编辑的Ab Rosenthal 亲自主持。那是我同他见面唯一的一次。我把一篇“论中国的改革”寄给时报评论版。不久，Rosenthal 亲自给我回信，表示愿意采用。但是需要做些修改。以后由言论版编辑出面同我联系。局部小修改两三次后，时报给我发来一张片子说，准备近期刊登那篇文章。如果我出门旅行，请留下联系办法。那篇文章于八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见报，位置显著，并由该报艺术家配了一条巨龙画面。
见报当天，费正清来电话祝贺。台湾行政院新闻局驻美办事处主任，尼曼学长江德成也打来电话，称赞文章“文笔优美”。
后来，时报又刊登了我十来篇信件。六四风波以后，就再也没有登过我的作品。不过同时报打交道，它的言论版和来信版编辑作风严谨。不任意改动来稿，而总是跟作者商量，征得同意。对于来信，总是来电话核对是否真是作者所写，并且通知见报的大略时间。
不过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合办的《国际先驱论坛报》(2002年 时报买了《华盛顿邮报》拥有的那一半股权。成为时报公司独家拥有的报纸。)后来刊登了我另一篇关于中国改革的文章。“对外关系理事会”的朋友罗兰.布什纳（以后还要提到他）特地给我从巴黎寄了一份剪报来。
我住在剑桥四年。给《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写的文章比较多。
八一年七月八日见《箴言报》的“中美关系—一个中国人的看法”（Sino-American Ties: a Chinese view）也许是我在美国主流媒体言论版上发表最早的一篇评论。开宗明义，我写道，“就在里根总统把共产主义说成‘一个脱离常轨现象’ 的当天，他的国务卿宣布有可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售武器。谁也不会争论（里根）政府提升美中关系的逻辑。需要驯服北极熊。但是中美关系的基础不应仅限于战略利益。”
八二年下半年，美国舆论界出现一批集中攻击中国的言论：Harper’s 月刊说中国“臭不可闻”（stinks）; 保守派大佬威廉.巴克雷说中国的制度“丑恶可憎，具压迫性“（odious and repressive）; 众议员约翰. 勒布悌里埃引用索尔仁尼琴的话说，中国人比斯大林治下的俄国人还要糟。《纽约时报》的包德甫把中国描绘成邪恶的警察国家。
对此，我写了一篇《挑剔中国（成为）新的时髦》（Picking on China—a new fashion）刊登在《箴言报》八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言论版上。我写道：“中国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美国占世界产值四分之一。两国联手可以成为世界事务中最积极的因素。”“两国的共同利益具压倒性，而且不仅在战略方面。尽管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两国人民在气质上却很接近。有时甚至彼此互相迷恋。”
八三年，美国给十九岁的女网球手胡娜政治庇护。中国方面反应强烈，有人出来喊话，要胡娜返回祖国。我写了一篇“胡娜事件的教训”（The Hu Na case—some lessons to be learned）刊登在《箴言报》八三年五月十日言论版上。双方都有点小题大作，把事情弄僵了。胡娜不想回国，给她个学生签证就行了，不必搞政治庇护。中国方面也没有必要出来喊话。
八五年一月十三日《费城问询报》言论版刊登了我的“中国回顾文化革命”（China looks back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其实题目是《问询报》安的。讲的并不是回顾文化革命，而是改革开放正在改变人们的观念：反对教条主义，主张研究新问题，得出新结论。
八九年六四风波以后，再想在美国主流媒体发表言论就难了。我想方设法开辟新园地。找到了《迈阿密先驱报》（The Miami Herald）。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前夕，我写了一篇“别担心—香港会更好”（Calm Down—Hong Kong will be OK）, 发表在《先驱报》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言论版上。
1998年底，美国众院发表以加州众议员考克斯（Rep. Chris Cox-R-Calif）为首的委员会报告，诬指中国“盗窃美国核机密”。《纽约时报》为此发表社论。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我在《先驱报》1999年三月二十三日“其他观点”版（Other Views, 即不同意见）上发表文章“U.S.’s Chinese Scapegoat”,予以反驳：指控提不出任何证据。中国完全有能力自己设计出微型化的核弹头。即使是“其他意见”也行，能见报就好。
对于《纽约时报》对中国的大量负面报道，我写了一篇长文“American Media’s War on China”在加州《亚洲周刊》（Asia Week, April 11, 1997）上发表。后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讨论媒体与美中关系的会议上，用做参考文件。
为主流媒体言论版写评论，当然利用了我多年作为《北京周报》编辑的经验。但是抛弃陈词滥调，套话，空话，排除一切顾虑，放开手写。摆事实，讲道理，还远远不够。要针对读者可能存在的成见，有的放矢。更要讲究文字。俏皮而不庸俗。简短有力，切忌重复。用强动词比堆砌形容词有力量得多。学写专栏，可以参考《纽约时报》Maureen Dowd 的作品。词汇极为丰富生动。
除在主流媒体发表文章之外，还上主流电视，发表言论。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起，里根访华六天。他是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以后，第一位美国总统访问北京。随行记者六百人。在关键性的台湾问题上，双方没有取得进展。五月一日，里根回到安克雷奇。ABC 请我去参加特德. 卡波儿（Ted Koppel）的“夜线”节目。（推荐人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白莉娟，我们叫她“小白”。现在是委员会副总裁）。晚十点多，ABC 派一辆大轿车来接我到ABC 新闻部。有人来接我跟司机到一间小起居室，摆着一桌小吃，虾，水果，面包等等。司机Jorge 是西语裔，很热心。用1000度快片拍了许多照。然后到隔壁化妆，不过上点粉，免得脸上闪光。
先上楼去拍一张预告像。到十一点二十，戴上耳机和Ted 开始通话。我说我是法拉奇的朋友，要反过来采访Koppel。他很滑。根本不答应任何事情。参加当晚节目的中国问题专家欧迈格（Michael Oksenberg）和 ABC 记者 Sam Donaldson 都接着我的话，说要采访Koppel。据说，当天还请了宋楚瑜参加节目。当时宋好像是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的负责人。他特别打越洋电话到哈佛尼曼基金会找到来自台湾的尼曼学者（据说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来头不小），问我的背景。答复是一个来自大陆的普通人。没有政府背景。宋楚瑜终于拒绝了邀请，没有来。才临时请了欧迈格。
Koppel 的第一个问题是中美有无共同战略利益。当然有。接着又问中方删节里很讲话的问题。谈到台湾问题时，我说需要时间。也许香港回归，做出榜样，会有帮助。我乘机说，美国人应该容易理解中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切。你们为了防止分裂，维护国家统一，打了一场异常惨烈的南北战争，死了六十多万人。
后来听说反应不错。可是回顾起来，我说的英文不如写的流畅，漂亮。写文章可以字斟句酌。上电视，没有时间讲究修辞。说到底，是舌头有点硬。
六四风波，公共电视PBS的 McNeil-Lehrer News Hour (后来 老麦退出。只剩下雷尔)请我去参加节目。我写文章，谈话，一般预测准确。但是那次我说：李鹏似乎在掌舵（in the driver seat）。也许长不了。却是说错了。不得人心者，不一定就得下台。
“美国之音”中文部经常请我去做评论。特别是1992和1996年两次大选，请我去通宵追踪评论选情。跟普林斯登的民运之友林培瑞唱对台戏。八二年大选揭晓，中文部主任（美国人。中国人只能当副主任）问我谁会出任克林顿的国务卿。我说 Warren Christopher. 他不大相信。还是我说对了。关于美国政治，都在我的舌头和指头尖上。
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只给香港《信报》写个专栏。断断续续写些回忆录。仅此而已。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