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三十年

张素初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我奉父亲的召唤，中断了学业，从纽约回到北京参加工作。1979年中美建交。我给母校长岛Adelphi大学写信，希望回校完成学业。当时学生资料尚未电脑化。学校居然很快找到了我三十年前的成绩单，欢迎我回校，答应给我全额奖学金，包括学费膳宿费，甚至还包括书费。一切全包。我想，这是因为中断了多年的中美关系，刚恢复，来一个大陆学生，透着新鲜。

我喜出望外。不料我工作的外文局局长，给我泼了一盆冷水。他说，你已经当了多年翻译，不必再去学英文。幸亏邓颖超妈妈支持我，说这是个好机会，嘱咐我到美国后“努力学习，广交朋友”，并且让我兑换了三千美元。现在看来，邓妈妈比我们的局长眼光远大，想的开阔得多。

当时我已经五十三岁。回校读三年级。除了日夜在图书馆苦读之外，我在学校的国际学生主任Joe Lurie 的帮助下，到各处去讲话，介绍新中国，特别是现身说法，介绍顶起半边天的新中国妇女。美国朋友们听得津津有味。

《纽约时报》特地来采访我这个比较早来美国的中国学生，发表了长篇报道，并且附了周总理和我们全家的照片。我在台湾的大哥已经离别了四十年，看了时报，跟我取得了联系。名记者Bill Moyers 也来找我对谈。刚建交的中国热，使我忙得不可开交。“努力学习，广交朋友”果然效果不错。

我感谢母校的照顾，更感谢Joe Lurie 的热心。为了增进了解，我和他合写了一本“中美文化异同”，通过实例，讲解生活习惯，待人接物礼节等内容，当时颇受欢迎。如今三十年过去了。他早己从加州（柏克莱）大学退休。我们仍然保持着联系。

邓妈妈临行还嘱咐我“为国服务”。我初到美国时，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伊利诺州立大学的俕兹先生。他提出想跟中国进行交流。当时谢希德也在场。她比较谨慎，没有表态。我就提出该校跟外文局交换，由外文局派两名干部来伊利诺州立大学进修一年。该校于暑假时，派一批教师和学生到中国参观旅游。这个双赢的交换进行了好几年。外文局把我除名以后仍在继续。

一九八零年，我的老伴回母校哈佛，做尼曼学者。我也得到学校推荐到哈佛借读，并且在那里毕业。回到Adelphi母校参加毕业典礼。考斯泰罗校长亲自给我发毕业证书，表扬我这个阔别三十年，又返回母校的五十五岁老毕业生。后来，我的大女儿也得到 Adelphi奖学金。也从那里毕业。

经过GRE 考试，我进入哈佛教育学院，取得硕士學位。随后又被录取，进入哈佛的“国际事务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CFIA, 基辛格和小约瑟夫.奈曾先后长期任中心主任）做访问学者。我的同班生有南韩的金大中。他被朴正熙政权判处十九年徒刑。在美国帮助下，来美保外就医。他到我们家做客，畅谈他多次逃过暗杀的传奇性经历。因被卡车有意撞伤，如今行动仍然不便。后来他回国并且当选总统。我们曾经电贺。他通过韩国驻纽约领事馆，回信表示感谢。

我的上一班学长有菲律宾前参议员阿奎诺。他回国时，在机场被马可士派人杀害。为了纪念他，中心专门辟出一室，邀请他的夫人科拉宋前来参加追悼会。我们全班都参加了追悼会。后来科拉宋靠了“人民力量”当选总统。可以说，中心出了两位总统。

我的同班同学中还有约旦王后的贴身秘书。后来他陪同努尔王后参观北卡“全国人文中心”时，特别找了在那里做博士后的我的老伴合影。

同班生当中有一位海军上校。帮助组织全班参观五角大楼。在那里我发现一张从未见过的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三人小组在延安的照片。主人客气，送给我一张复印件。

为了纪念马歇尔使华五十周年，他的母校维吉尼亚军事学院（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 VMI）举办隆重的纪念研讨会，邀请我参加宣读论文。推荐人是VMI 校友战略家叶承晖博士。他曾参与陈纳德飞虎队老队员重聚和为击落山本五十六座机的F-38 闪电式战机驾驶员立传。姑苏城外寒山寺的铜钟被日本占领军拿去铸炮弹。叶博士特地铸了一口铜钟送给寒山寺。人们又可以听到夜半钟声了。

我的论文题目是《马歇尔使命为甚么失败？》。当时情况复杂。但是实质是清楚的。美国调停中国内战，貌似一碗水端平。骨子里支持国民党。而国民党压根儿就不要和平建国。而是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企图“剿灭”中共。调停怎么会成功呢！

我跟老伴驱车到VMI，途径华盛顿，应邀到李道豫大使官邸午餐。他任驻联合国大使时，我们也到过他在纽约郊区的官邸做客。李大使告诉我们，当驻美大使比联合国大使复杂得多。驻联合国，只要吃透当前几个重大问题，就可以掌握主动，游刃有余。驻美则要跟白宫，国会山，国务院，政府各部门乃至州和地方政府打交道。五百三十五位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当中有些反华分子，打交道很不容易。他跟那些反华议员都对过阵。克林顿政府派两个航母战斗群到台湾海域，干涉中国内政，两国关系紧张。李大使曾经奉调回国。直到关系缓和下来，才回华府复任。

离开哈佛后，我到纽约《北美日报》工作。也许是为了对台工作，邀请了中国时报的俞国基任总编辑。还有一位台湾小姐任编辑。我主管中国新闻版，反映中国观点，是当时该报的“解放区”。

《北美日报》停刊后，我到《中报》工作，大夜班。半夜回到租住的蟑螂到处跑的小屋。此处不可久留。我通过考试，到纽约市政府无家可归服务部工作。他们看到我的哈佛硕士学历，通知我立刻到布鲁克林的无家可归家庭庇护所上班。我是那里唯一的中国籍调查员。

纽约市可以说是福利最宽松的城市，不论有无身份，只要通过“危机处理中心”审查，就可以来庇护所住宿。从孩子的尿布到出门的公车费，全都由政府提供，更不用说三顿饭的营养餐。职工也随便到厨房拿食品饮料。

这里真是无奇不有。有的来自拉丁美洲。在那里有财产。到纽约住庇护所，省下钱寄回家。有的为等安排低房租公寓，暂时在庇护所落脚。十五年内，我只接待过两起华人住户，因丈夫被关进非法移民拘留所，只好带着孩子来庇护所。

同事以少数族裔，非裔，西语裔占多数。上班签到后，就出去喝咖啡。看来吃大锅饭，到处都差不多。同事们包括大学毕业土生美国人，写个报告文字都不大通顺。接待新来的住客，大多由我执笔写报告。因为我工作认真负责，多次被评为有特殊成就的优秀工作者。我在零一年七十五岁退休时，同事们送我一幅大照片，我的照片居中。上有五星红旗。同事们的照片围绕着我，每人都有几句亲切的贺词。副局长亲自来为我送别。

在庇护所的岁月，请参看我的《我在纽约做公务员—告诉你一个鲜为人知的美国》一书。

我来美后不久，两个女儿就由我三十年前在Adelphi的同屋室友Betty Mae 担保赞助先到夏威夷，再到剑桥和我们团聚。她们上的是剑桥灵基拉丁学校。同学中有派特.尤因。篮球打得特别好。后来被纽约尼克队选为中锋，成为球队的主力。她们在剑桥参加了由名指挥姚学言执导的“刘三姐”演出。剑桥华人不少。文化生活很丰富。

孩子们中学毕业后，大女儿也取得Adelphi的全额奖学金。小女儿考上七姐妹名女校之一惠顿学院。经我力争，也获得了奖学金。她利用女校之间的关系，先后上了卫斯理等几间女校。现在他们都已经学成，并且成家立业。

我来纽约三十年。业余从事安徽文教交流协会的社会工作。欢迎国家领导人来纽约，参加庆祝香港回归大游行，多次救灾街头募捐，等等活动。我们组织的最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是邀请安徽黄梅剧团来纽约演出。由名角马兰，吴亚玲，蒋建国等担纲。场场爆满。当时的驻美大使李肇星专程赶来纽约观看演出。组织演出可不简单。要安排剧团吃住，租用剧场。演员们到达纽约，布景道具却没有到。只好临时请总领馆帮忙。张宏喜大使拿出总领馆招待贵宾的傢具，并帮助运送到剧场.解决了大问题。我们跟前后八任驻纽约总领事和领事们，保持着良好关系。李道豫大使，李肇星大使等都曾到 我家做客。我曾写过一篇短文介绍历届总领事。

一九八九年，我的小女儿当选“梅花小姐”，见到过蒋纬国先生。我和老伴也跟台湾梅园保持良好关系。参加过欢迎郝柏村先生的宴会和欢迎张学良先生的家宴。郝柏村是我父亲的学生。我想到他的桌上祝酒，被他的警卫拦住。他听说我是他老师的女儿，立即让我前去碰杯，寒暄。

欢迎张学良的家宴由贝祖贻夫人（名建筑师贝聿铭的母亲）作东。只邀请了东北近亲好友。我不是东北人。因父亲和少帅的亲密关系，由张先生的机要秘书田雨时特别邀请参加。张伯伯还记得我父亲特别到台湾看望他的情景。这使我想起北京和谈后，父亲打算回南京。毛主席和周总理劝他留下，因为父亲回南京很可能遭到张学良那样的命运。周总理说，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指少帅）；不能再对不起又一个姓张的。

在美期间，我采访了许多人，包括美国驻台北最后一任大使安克志。他谈了美台断交的情况。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卡特总统通知他，即将跟台北断交。因时差关系，台湾已经是十六日。安克治认为在华府正式宣布前两小时，才通知台北，实在太仓促。他接到通知后，立即深夜赶到蒋经国住宅，把他从床上叫醒，通知他华府将在清晨宣布断交。当时情景十分紧张。

畅销小说《春月》的作者包柏漪是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的华裔夫人。他们是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的同学。包柏漪告诉我，当时美国国务院规定，娶了外国夫人的外交官，不得出使夫人的国家。(这个规定已经取消)可是基辛格秘密访华，却偏偏选择了洛德陪同。洛德自称他是多年来第一个进入中国国境的美国外交官。因为他随基辛格秘密访华，飞机飞进中国领空时，他正在飞机前部。

另外，我还访问了陈香梅，华裔女企业家杨雪兰等许多人。也请参阅前面提到我的那本书。

这三十年的风风雨雨，真是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