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三十年 --回忆片断（一）

起步难

这是我第二次来美国。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我乘总统轮船公司“戈登将军号”第一次来到美国。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Vanderbilt大学学习一年，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成绩全优。被哈佛大学录取，并获得大学奖学金。一年后，通过博士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当时哈佛叫“Generals”）。因朝鲜战争爆发，未完成学位，于一九五零年底，提前回国。

一九八零年，我第二次来美。起步难。回忆当时的情况，我在1998年三月，写了一篇文章《没有邓小平我来不了美国》：

纪念邓小平逝世一周年，除了他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面貌之外，我还有个个人的理由：没有他的批示，我拿不到护照，来不了美国。事情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些有关的人有的还在，有的已经作古。现在似乎到了可以说说往事的时候了。

七二年，基辛格和尼克松先后应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邀请，访问中国。打开了中断了二十多年的中美关系。我也从“牛棚”解放了出来，回原单位工作。世界历史的转折也是我个人生活中的转折。

七十年代，中国同西方的文化交流逐步展开。我采访了第一个来华访问的美国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结识了随团来华采访的《纽约客》女记者珍.鲍特维尔。后来又访问了来北京演出的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和柏林爱乐指挥家卡拉扬。用中国现在流行的语言来讲，这是发挥了我的新闻工作职业，外语和音乐知识“优势”的结果。当时能够同外国文化界接触的中国知识分子寥寥无几。

在那些日子里，跟外国商人，学者，艺术家来往，也许问题还不大。跟外交官和新闻记者交朋友，却是个敏感问题，引起公安部门的注意。美国驻北京副大使芮孝俭跟我家是世交。他的父亲安德鲁.芮艾博士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在北京时，他常骑自行车去看我父亲。父亲去世，芮孝俭是到八宝山参加遗体告别的第一个西方外交官。北京市还特别派了警力保护。后来他成为驻北京大使，对中国非常友好。随后曾任美国驻雅加达大使。我们还偶有书信往来。

《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包德甫是哈佛出身。他初来乍到，想找个做外文工作的老校友，应该说可以理解。我们开始来往以后，其他美国记者如美联社的资深远东首席记者约翰.罗德里克和《华尔街日报》的秦家聪，《纽约新闻日报》记者威廉.塞克斯登等，时常见面，一起吃饭，谈天。

中美建交后，哈佛物理学教授威尔逊来北京访问。他建议我申请哈佛的新闻计划尼曼学者。我就写信去要了申请表填好寄去。七九年夏，，我的老伴素初获母校Adelphi 大学全额奖学金，赴美去完成中断了三十年的学业。后来，我又把两个女儿送去美国上中学。独自留在北京、

不久，尼曼基金会负责人吉姆.汤姆森来北京，约我到芮孝俭的官邸面试。看来录取很有希望。诗人艾略特说，四月是残酷的月份。对于申请入学或是奖学金的人来说，的确如此。因为通常申请一月截止，四月揭晓。是否录取，四月定案。我心里有数，并不紧张。美国新闻处邀请我访问美国一个月。我同大使馆商量，把机会让给了三位同事，等候哈佛的录取通知。

四月并不残酷。录取通知如期寄到。我就到公安局去申请护照。满以为手续齐备，时间充裕，九月报道当无问题。谁知到了八月底，九月初，毫无消息。到公安局问，答复总是三个字“等着吧”。报到入学时间已到，等了好几个月，还要等多久？

这时传出消息，我在公安部的档案一大叠，有两尺厚。我并不吃惊。那不外是我同外国记者，外交官往来，有人汇报，有现场录音和电话录音。虽然谈话很随便，没有做甚么对不起国家的事情，心安理得。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护照仍然毫无消息。开学报到日期已过，哈佛校长德列克.鲍克亲自打电报给外交部，询问不发护照的原因。接着，已经到校的尼曼同班学友也联名打电报给外交部，希望搬开大山，让我去美国跟他（她）们相聚。

事情有点严重了。我得想想办法。最关心我们一家的是邓妈妈。素初赴美前，她曾召见我们，谆谆嘱咐她好好学习，广交朋友。但是已故周恩来和邓妈妈绝不替亲友讲情是有名的。我不愿，也不能去麻烦她。恰好方毅副总理的秘书住在我们楼上。虽然不熟，想姑且试试看。就打了一个报告，请邻居代呈方毅。大意是说：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是最有声望的新闻进修计划。创办四十多年来，第一次接受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者。我如不能成行，恐怕不大好。报告递了上去，我没有抱多大希望。谁知方毅不但批了同意我出国的意见，而且把报告拿去给万里常务副总理，并征得他的同意。两位副总理都批了。眼看事情有希望。美国大使馆同我联系的杰米森（柏克莱加州大学教授，专同中国文化界联络）也很高兴。如果美方最早邀请的人不能成行，未免太扫兴。

出人意料，问题并没有解决。我到单位去问。原来外文局局长罗俊为我的事，已经跟公安部副部长凌云谈过几次。听他口气，我确“有问题”。虽然他很谨慎，没有用那个词。又过了几天，外文局保卫处负责人把我叫去，要我谈谈有甚么不符合“内外有别”的言行。他板着脸，简直有点凶巴巴的。不过经过了文革批斗的我，心地坦然，并不在乎。所谓“内外有别”不外乎泄漏机密，或者讲话不当。我虽因工作关系，能够读外国报刊和大小参考。但那些东西本来来自国外，只对国内保密。至于国内机密，我不看内部文件，。当时《北京周报》负责人有指示，对我“控制使用”，根本不让外地采访，更不让参加重要会议。实在无密可泄。至于甚么话算“ 不当”，并无明确界限。我同外国朋友的确议论过领导人。但是个人意见并无法律条文或是外事纪律明确限制。我特别对这位保卫干部说明：《纽约时报》记者包德甫常写些负面报道。是我建议他走出北京，到安徽和四川去看看。万里和赵紫阳分别在那两个省进行改革试点。后来包德甫果然去了，写了些有关中国改革方向的正面报道。保卫处的人会对此感兴趣吗？公安保卫干部保卫国家当然必要。但是偏执狂则并不可取。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走投无路。一位朋友说，他在科委同邓楠坐一个办公室。不妨试试通过她，向邓大人求助。于是我打了个报告，内容跟给方毅的报告大体相同。托这位朋友请邓楠转呈邓小平。第二天，那位朋友报告好消息：邓楠递上报告，亲见邓小平批了四个大字“同意出国”。

邓大人批了，公安部总该买账了吧。但是时间又过了将近一个月，仍然音讯全无。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我有问题，完全可以把我抓起来。几个月来，公安部只通过外文局，而从未直接跟我打交道。最后，还是邓妈妈的秘书赵炜到公安部去问：小平同志批了，你们为甚么还不放行？

过了一天，北京市公安局通知我去领护照。到美国大使馆两分钟办了签证，领了机票。临行那晚，统战部长童小鹏来我家送行。第二天一早，我就上了飞机。到机场送行的有杰米森和塞克斯登，还是外交官和记者。

这段往事说明存在两种看法，两种态度。对于帮助过我的人，我衷心感谢。麻烦了他（她）们，我一直感到不安。对于留难我的人，我可以理解。他们恐怕应该想一想，中国是不是应该逐步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

至此，事情还没有结束。我完成了尼曼学业以后，采访了跟韩战和越战都有关的前国务卿腊斯克，汉学家费正清，对外关系理事会总裁洛德（后来成为驻北京大使），等等。文章发表后，外文局吓坏了。又是口头传信，又是书面警告：“外文局没有给你采访任务”。并且责备我让费正清“教训”中国人。真是天晓得。我老实不客气，回信说：外文局没有给我采访任务，我比谁都清楚。在国内尚且不让我外地采访，何况出国以后。但是在美国行医，当律师，会计师要考执照。唯独采访人物，不需任何许可证，只要被访者同意，有人愿意发表你的访问记，就行了。我没有用外文局的名义采访，不需要任何人授权。天啊，甚么时候人们的脑袋才会开窍！？

有一些好心人把我的文章转到国内给万里和胡耀邦，说海外文宣本来应该这样做—放松，实话实说，讲究点文采。看来究竟该怎麽做，到今天国内还有不同看法。有些国内来美国参加座谈会的人仍然照本宣科，讲没有人要听的套话。

（写于199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