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三十年 --回忆片段（三）

哈佛众神

赵景伦

哈佛是一座神殿。名教授们至少够得上半个神（demigod）。六十年前，我去听二战后名气最大的 政治学教授 Carl J. Friedrich 的课。第一次到课堂，只见人头攒动，一间大教室座无虚席(有点像西南联大时吴宓，刘文典讲红学的盛况)。我没见过这位名教授，就问旁边一位同学，“那是 Carl Friedrich 吗？”他说，“是啊，那就是上帝！”基辛格就是这位上帝的大弟子。我跟基辛格同年，并且同时在哈佛。但是并不相识。

使我受益最大的是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我上了他逝世前开的最后一门课Ec245a。后面那个a, 指的是一学期（不是全年）的课程。那是经济学说史课程。熊彼得主要讲的是瓦尔拉（Leon Walras）。他特别推崇这位法国经济学家，誉之为“所有经济学家当中，最伟大的一位。”因为瓦尔拉跟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同为“边际学派革命”的主要人物，并且人称“普遍均衡论之父”。

熊彼得着重讲了瓦尔拉的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说“企业家既不赚钱也不亏损”（即零利润）的均衡状态，并不是纯理论。他不止一次在闲谈中，流露出对企业家的同情。他说，企业家亏损的比赚钱的多。

向熊彼得个别求教并不难。走进他的办公室，就能天南地北，海阔天空闲聊，从维也纳一直谈到中国内战。他特别提起很有才华的我的同胞浦寿山（后来用名浦山），说他恨不得拿起枪，去打蒋介石。（浦山跟我在哈佛时，正值解放战争高潮。）

熊彼得个子不高，倒三角形大脑袋，额头两边特别隆起，里面装的学问远远不止五车。奥地利德语口音的英文慢腾腾地遣词造句很讲究。他于五零年一月八日去世。一代宗师撒手人寰，使我们当时在哈佛的人哀悼之余，感到震惊。

那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了。

我八零年第二次来到哈佛。过了几天，校长德列克. 鲍克(Derek Bok)会见我们尼曼和其他计划的学者。我第一次见到他，因他曾为我的护照问题，亲自打电报给外交部询问，我就向他道谢“Thank you for intervening on my behalf.” 他一愣，客气地说，你的英文说得真漂亮。其实一句简单的话，只不过不是中学生语言而已。

鲍克从1971到1991，当了二十年校长。2006年，森马斯（现在是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被迫辞去哈佛校长职务以后，鲍克又回来暂代，直到2007年，珠.吉尔品.福斯特接任第二十八任校长为止。

鲍克毕业于斯坦福。在哈佛法律学院拿了法学博士学位。精明能干。他的夫人西赛拉(Sissela)更不简单。她是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纲纳. 缪达尔和阿尔瓦. 缪达尔（两人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纲纳同海耶克同获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阿尔瓦获1982年和平奖）的女儿。她是哈佛哲学博士，社会活动家。

尼曼学者在哈佛进修一年，除任意旁听任何课程之外，每人要选一门课。我有幸有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愿意担任我的特别导师。每星期六上午，到他家去谈德.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和有关问题。

有人给他贴上“新保守主义”的标签。他跟新保大佬欧文.克里斯朵尔合编过保守派的Public Interest季刊。后因意见不合，而分手。他不赞成把思想当成一个整体（holism），只有一种倾向。他自称“经济上，他是社会主义者；政治上，他是自由主义者；文化上，他是保守主义者。”他认为，自由竞争造成的社会不公平，需要政府政策予以纠正。他很不喜欢流行文化，更不喜欢权威主义政治。他在1981年七月十五日给我的信里，特别强调要我注意“cross-cutting issues”--美国资本主义的两个相反的方面：宪法和法律的基本架构给了人们一定程度的自由和权利。但是人们同时应该注意到美国的许多缺陷。他特别强调的是文化的庸俗性和严酷的贫困。

他的著作《意识形态的终结》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被时报文学副刊列入二十世纪后半最重要的一百本书名单。有两本著作被列入名单的殊荣另外只有艾赛亚.柏林和汉娜. 阿伦特。其实他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论文集《曲折的通道》也是很有影响的著作。美国立国二百周年时，他写的“美国例外论的终结”，后来又写了再论，强调美国的公民社会，都很有参考价值。

目前世界经济衰退严重，人们时常谈起罗斯福的“新政”。贝尔说，当时左派把“新政”说成是拯救资本主义。右派则指为“缓进社会主义”。他认为那是他所谓的“规模匹配”（matching of scales）—市场已经全国化了，而监管机构仍然是区域性的。所以罗斯福建立了全国性的监管机构，并建立了社会安全和存款保险制度。

我们谈的比较深的是社会发展前途难以预测，因为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他说，那不是量子力学意义上的不确定性。这个观点有点像卡尔.帕泊尔对“历史发展绝对规律论”（historicism, 有的词典解释为“历史循环论”，并不准确。）的批判。

贝尔是个敦厚长者。他请我们全家到他家作客，过感恩节。他亲自下厨烤火鸡和配佐料。非常可口。这位大学问家还是个烹调好手。（他的夫人佩尔（珍珠）是文学批评家。似乎不大做家务。）饭后吃苹果，我用小刀削皮，从头到尾不断。他大为惊叹。美国人吃苹果一般擦一擦，就带皮啃。所以把马屁精形容为“擦苹果的人”。

他的健康问题主要是眼力差，影响了他著书立说。近年已经很少见到这位九十老人的作品。

关于贝尔的身世，他在1995年二月八日给我的信里说：“我部分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我的父亲在我还是个婴儿时就去世了。我的母亲在一家工厂里做工。工时很长。（因为我的纯粹普罗阶级背景，我能够经历文化革命而生存下来。但是孤儿院是犹太社区办的。这个社区总是非常团结而且非常关心人。）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著名汉学家。我在哈佛时，常到他家去闲谈。1981年十二月，我对他做了一次访问，主要是谈文革后的中国。文章发表在美中友协刊物US-China Review 上，就是那篇把外文局领导吓坏了的访问记。其实费正清非常实事求是。对中国领导人的评价也相当中肯。

他说，邓小平对自己对别人的认识都很客观，并且能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发展。形势要求他做全民的领袖。看来他代表广泛的利益，而不仅代表一个党派。他排除了一些毛的人和“四人帮”的人。例如汪东兴退休了。但是并没有被杀。

他说，周恩来做第三把手，主管行政，赢得广泛的敬仰，因为他纠正了许多冤案，（保护了许多人）。他经过文革而生存了下来。中国有他，十分幸运。

费正清认为毛泽东有很丰富的想象力，很大的勇气。也许对自己评价过高。（他的原话是“对自己印象过深”（”too much impressed with himself”说的还是比较含蓄的。）费还说毛的有些思想是很正确的。他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一个邪恶的人。

费正清说，中国历史上，书生议政，关于书生有权以道德和正义的名义发表议论的思想是中国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唐宋，例如唐太宗从善如流，是个明君。但是从元朝以后到清朝，都是暴戾的中央权力。（他承认这个观点历来有争论。）很有必要恢复书生议政的优良传统。

我写了一篇“论中国的改革”，1981年十二月二十日刊登在《纽约时报》的言论版上。见报当天，费正清就打电话给我表示祝贺，说他很欣赏那篇文章。我们多次交谈，他对我对美国的认识也予以肯定，甚至称我为“东方的德托克维尔”。《新闻周刊》（1982年九月二十日）和《亚洲华尔街日报》（1983年十二月三十-三十一日）先后以那个称号，发表了对我的访问记。许多地方邀请我去演讲。老朋友，社科院的李慎之说，费正清称你为东方德托克维尔，大概是讽刺吧！？这是典型的李慎之。

费正清于1991年九月十四日逝世。哈佛早在他去世前，就建立了以他命名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我在尼曼结业后，曾在那里做了两年访问学者。只有一间办公室。生活费由福特基金会提供。

曾经传说有可能出任克林顿政府国务卿的哈佛大学保罗与凯瑟琳布腾魏瑟讲座教授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是哈佛“欧洲研究中心”的创办人。我跟他多次长谈，涉及面很广。他跟很有才华的女教授朱迪.施格拉尔合开一门思想史课。属于“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 大教室经常满座。
他到我家做客，称赞我的中国菜烹调技术。其实真的是稀松平常。前不久，我们还通信，交换过意见。他虽然对“人道主义干涉”有所保留，但是基本上赞同。我则认为那常常是大国侵略的借口。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克林顿轰炸塞尔维亚。不过他反对伊拉克战争。战争打响前夕，他在《波士顿环球报》上发表的文章（跟我在《信报》上发表的专栏一样）所做的阴暗预测，几乎完全实现了。

2007年七-八月号《哈佛》杂志发表专文介绍这位七十八岁（今年正好八十）高龄的国际问题权威。他发表了十八部著作和无数篇论文。同他长期共事的著名政治学者Michael Sandel 赞扬他钻研政治，历史，文化之深，在学术界无可匹敌。

他虽然著作浩繁，却很难说他属于哪个学派。只是他反对乌托邦，任何激进学派。法国思想家 阿隆（Raymond Aron）称他为“伟大的反乌托邦主义者”。我想艾赛亚. 柏林（Isaiah Berlin）之反乌托邦绝不在他以下。

他拥有法国和美国双重国籍。他的影响在国外超过在美国。他自己说他是在所有各个方面都被边缘化了。

《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 作者戴维. 里斯曼（David Riesman）是多年在哈佛任教的著名社会学家。1982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对他做了访问：

问：看来现在是个不安定和混乱的时代。（81，82年美国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九。）

答：很对。

问：（我谈了我对美国经济和人民思想状况的看法）

答：你所说的一切我都同意。1945年以来，我所特别关注超乎一切的问题，就是核大战的危险。我的大部精力都用在制止武器竞赛。二十年前出现了民防热潮。那是肯尼迪总统发起的。我跟哈佛的同事们不一样，我不敬仰肯尼迪。他是那麽傲慢和过分自信，几乎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毁灭了世界。当时跟现在一样，要美国人进入民防掩体。我一生中最成功的社会活动，就是防止那件事发生，并且在1963年促成通过核禁试条约。反对民防很不容易。已故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认为应该保护人民。我说不。如果我们进入掩体，并且推行“第一次打击”政策，那形势就会更加危险。好在反核运动又有了苗头。

问：Ground Zero.

答：Ground Zero. 可惜 SALT II (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没有通过参院。有了禁试条约，人们不再担心散落物。可是地下试验仍在进行。核武竞赛并未停止。温伯格是个武器推销员，把武器卖给台湾，日本。。。。鲁莽，不计后果。

你提到经济问题。政府把信用卡经济的一点点储蓄，都借来花在各军种上面，让它们买所要买的一切玩具。美国依靠从下层社会召来的志愿军。他们掌握核武器，我实在不放心。

扩军的另一个大问题是造成我国生产率低落，因为缺乏有技术，积极性高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这也反映在另一个问题上：学校教育情况很糟。很少学生学会数学。甚至读和写的能力也很差。一小批有技术的人被吸引到国防工业。一位工程师说：“我宁可造武器，也不要造面包机。”

问：莱斯特.瑟罗（MIT 教授，斯隆学院前院长）说过：搞武器发展计划似乎更令人兴奋。

答：是的。那是反资产阶级，反资本主义的说法。不一定更令人兴奋，也许更时髦。你说的另外一些东西使我对我们的经济前景十分担心。妇女解放运动有正面效果，也有些负面后果。我们的学校很糟，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有能力的年轻妇女不愿当教师。学历最差的人来当教师，几乎没有人会数学。去年密西根州有几千名教师接受训练。其中只有三人专攻数学。

问：瑟罗说，达拉斯一个也没有。

答：这是全国性的问题。罗德岛一位社区学院院长说他请不到电脑教师，因为好教师宁可参加企业或是军工。所以除了很有声望的高等院校，很难请到好教师。美国工人工作马虎。有人想好好干，会遭到同伴们的不满。我国的个人主义导致无政府状态。我常怀疑，一个参与性的民主社会是否能够治理。卡车司机逃税。他们说不想把钱交给福利办公室。他们蔑视政府。但是我们需要官僚机构。我们需要政客。我们需要外交家。我们需要折中。然而我们有的却是独行侠，或者叫牛仔。现在又有了牛女。妇女解放破坏了我们的初等教育。很少学童回家跟母亲相聚。

问：我有第一手资料证明这一点。我在纳什维尔采访了一位小学校长，她常找不到学生家长，或者在某个地方酗酒，或者在甚么地方赌博。百分之四十家长是单亲。

答：特别是黑人家庭，今天的状况比三十多年前有更多歧视，更多种族主义的时候还要糟。我不明白是甚么原因。也许一个原因是宗教。过去黑人去黑人教堂。那里也是民权运动的据点。现在他们变得玩世不恭，不信宗教。福利制度鼓励少女生孩子。男孩子想显示他们的性能力。这一切都比三十年前还要糟。中产阶级黑人，把孩子送来哈佛。我一看论文，就知道是甚么人写的。白人学生文理不通。黑人学生写作能力更差，简直骇人听闻。

五十年代，肯尼迪政府早期，许多美国人，包括知识分子，认为我国居于世界顶峰，最伟大的国家。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是发展的典范，进步的典范，繁荣的典范。现在则不然，人们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很糟，我们毫无希望。。。。天命不见了，再也找不回来了。空虚由里根总统来填补。人们说他是保守派。他不是。他是激进右翼意识形态人物，不是要保持美国，而是要恢复从来没有存在过的美国。纯粹是神话。他要纯粹的私人企业。但是美国的基础设施，运河，铁路，公路，机场全都是政府建造的。培养了有知识有技术人员的学校也是政府支持的。

问：可是现在基础设施已经严重失修。

答：坏得很快。而里根大幅增加军费，同时为富人减税，只好削减教育经费，教师减薪，助学金也遭削减。

问：政府削减社会服务，志愿者是否能够弥补一点？

答：我的儿媳在学校里非常活跃。她就是个志愿者，想把家长们组织起来。但是得不到支持。志愿活动是社会的粘合剂。德托克维尔的时代是如此，今天也一样。但是参与志愿活动的大多是妇女。却遭到女权运动的责难。而且志愿活动弥补不了政府社会服务的空缺。

问：李普曼临终时，表示担心人与人之间的礼让和互相尊重（comity）正在消失。

答：很对。1954年以来，我就担心东南亚的冲突。1961年我试图引起人们对越南的关注。因为媒体全无报道。迟到1966，67，68年，人们才开始关注越南。反对战争可以。但是抗议却采取了疯狂的暴力形式。奇装异服上街游行，占领学校，占领。。。。我认为实际上延长了战争。

下层阶级的价值跟精英反主流文化（elite counterculture）的价值相结合，引起了强烈的反弹。这就是原教旨主义运动如“道德多数”。其实远非多数。不过美国是地球上工业化国家当中宗教意识最强的国家。

不能一概而论。南方，小城镇，比较安静。在大城市。如果你骑车，汽车不会让路，而会衝着你来。学生来上我的课，迟到，爬过别人的座位，早退。MIT 比哈佛情况要好些。学工程的人大多来自工人家庭，下层中产阶级，而不是来自精英家庭。MIT 的学生就比哈佛的学生友善，更讲礼貌，更文明。

问; 请谈谈科技和创新。

答：我很同意熊彼得对创新的看法。创新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我也同意他的看法，资本主义会毁灭自己。人们追求享乐和富裕，反而变得比过去更加愤怒。倒是大萧条时期，失业率很高，人们还抱着希望，和衷共济的思想很普遍。我主张鼓励小企业，发挥企业精神，维护独立性和人的个性。

哈佛众神，我只能高度选择性地做一个素描。当然远不全面。那也不是我的原意。